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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法律網 > 法律知識庫 > 作者專欄(一) > 馮興吾檢察長

當前我國減刑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文 / 馮興吾檢察長
【台灣法律網】


文 / 劉漫漫  馮興吾

 

摘要:減刑是刑罰的執行制度,根據再犯可能性考察,沒必要執行全部原判刑罰,“把監獄大門的鑰匙交在犯罪人手中”的一種制度; 是根據一種正確的刑罰,它的強度只要足以阻止人們犯罪就夠了”的理論, 從刑罰效益的角度考慮,避免刑罰浪費的一種制度。也契合了我國一貫堅持的懲罰與改造相結合、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精神。隨著當前司法體制和機制改革的穩步推進,減刑制度已有的弊端逐漸顯現,並不斷出現情況、新問題,同時也為我們完善減刑制度,實現制度價值最大化提供了契機。本文對我國減刑適用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力求提出完善減刑制度的可行性建議。

 

關鍵字:刑罰執行 減刑 問題 對策

 

、減刑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立法方面的問題   

1.減刑條件的不確定性。我國現行減刑制度規定的減刑實質條件是“確有悔改表現”、“或者立功。其中,“立功法律規定明確,然而適用最廣泛的條件“確有悔改表現”則不易把握。所謂悔改即悔過()並改造(改善),是受刑人的主觀認識的顯露。其包括“悔”和“改”兩方面的內容:“悔”是思想認識指標,“改”是行為表現指標。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減刑、減刑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對“確有悔改表現”進行了解釋,但作為認定“確有悔改表現”首要要求的“認罪服法”,仍屬純粹的主觀思想狀態,無法予以具體量化,缺乏可操作性。

2.減刑適用標準不科學。根據我國《刑法》第七十八條的規定,減刑分為兩種情形:一是確有悔改表現或者立功表現的,可以減刑;而“可以減刑”是授權性規範,屬於自由裁量權範疇。“可以”是指是否對罪犯減刑由法定機構自由裁量。 由於認識不同,導致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出現偏差。二是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刑。“應當減刑”的情形,法律規定明確具體,實踐中易於操作。但“應當減刑”標準沒有考慮罪犯的人身危險性。只要罪犯“確有重大立功表現”就應該對其減刑,但是同時罪犯的人身危險性仍然極大,又如何處理?一般情況下立功\表現常以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為其前提,但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並非是立功表現的必要條件,也不排除沒有這種前! 提的立功表現。 即可能出現罪犯“不認真遵守監規、不接受教育改造”而有其他的重大立功表現,但根據《刑法》只要“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就必須予以減刑。例如殺人犯甲某在刑罰執行期間不思悔改,不遵守監規,甚至惡意破壞,但是他無意間有檢舉他人的重大犯罪活動的表現,也必須給予減刑,這樣極不利於罪犯的改造,甚至造成罪犯“唯功是舉“的弊端。

3.減刑程式不規範。關於減刑案件的辦理程式,一是減刑案件的管轄權屬於中級以上人民法院;二是由刑罰執行機關對罪犯進行考察並提出減刑的建議;三是由人民法院經法定程式裁定減刑。法律雖然確立了減刑工作的基本構架,但不夠具體明確,如對減刑的提出、呈報條件、時間、比例、程式、減刑的審理程式、機構設置、工作機制如何規範、罪犯的程式性權利等等均未規定,這樣就造成了實務中減刑呈報程式的非法定性、審理程式的集中書面化、裁定程式的不透明性,有悖於程式的公開和正義性要求。

4.減刑制度缺乏減刑後的制約。事實表明,爭取減刑已成為絕大多數犯罪人獄中生活的奮鬥目標,當一次減刑期待成功\實現後,他們又積極地朝下一次努力。所以,減刑制度越來越成為監獄對犯罪人最為有力的監管改造方法之一。但由於人身危險性有一定的反復性,以及不可否認的存在著部分罪犯認罪伏法的虛假性。有的犯罪人在向減刑目標努力時,確乎是有突出悔改表現的,但當減刑既成事實時,就放鬆對自己的要求,甚至大錯不犯小錯不斷;而有的犯罪人為了達到減刑目的,儘管內心根本不認同減刑標準,仍然裝出積極改造的假像蒙蔽監管人員,一旦減刑裁定宣佈,就故態復萌,恢復本來面目。特別是“減刑後余刑不長的罪犯,或再無減刑希望的罪犯根本不好好改造。這沒了減刑制度,而且嚴重影響了他犯的改造情緒、幹警的教育情緒及監內的改造秩序,給監管和教育改造工作帶來許多麻煩和難度”。如此,減刑制度就沒有實現其預期目的,即以刑期的減少來交換犯罪人接受某種社會規範,因為後者不過是為了減刑而偽裝接受,在騙取減刑後又反悔了。因為刑罰據以宣告的依據,是已然犯罪的客觀危害、主觀惡性及指示未然犯罪的人身危險性,前者無法改變,而後者實際上也未改變,甚至表現出更為陰險對抗的一面,這時原判刑罰如果被減少,是與刑罰特殊預防目的背道而馳的。

(二)司法方面的問題

1.減刑適用擴張,有濫用的趨勢。我國刑法規定的減刑有“可以減刑”和“應當減刑”兩種。但在刑罰執行實踐中,“可以減刑”的應然性已經逐步演變為“應當減刑”的實然性,呈現減刑擴張之勢,甚至有濫用之勢。

2.人為規定減刑比例,有違法律和科學。當前,在適用減刑時,對減刑人數占在押罪犯人數的比例普遍規定了限制。這種放棄法律標準、缺乏科學的統計分析論證、忽視罪犯的具體情況的“一刀切”減刑比例的做法,具有明顯的負面效應。

3.減刑比例、減刑幅度與罪犯的罪行輕重不適應。減刑幅度與罪犯罪行輕重不適應,以至於重罪犯比輕罪犯能獲得更多的減刑資源,罪犯刑期越長,被減刑的幾率就越大,被減刑比例就越高,而且,刑期長的罪犯得到的減刑的幅度一般要大於刑期較短的罪犯,導致重罪的犯罪人比輕罪的犯罪人得到了更多的減刑優惠待遇,為數不少的五年以下短期自由刑罪犯享受不到減刑優惠。這不僅不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也有悖於刑罰的公正性。同時,也挫傷了部分在押罪犯的改造積極性,更不利於在押罪犯的改造。

4.減刑案件審理程式缺乏公開,影響公正性。在司法實踐中,刑罰執行機關對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間的表現實行計分考核,考核結果和獎懲掛鉤,並作為報請減刑的依據。現行法律對減刑案件審理方式沒有做具體的規定,實踐中大都採用書面審。書面審存在以下缺點:審判機關、執行機關、監督機關、罪犯沒有見面,審判人員對事實證據的認定依靠材料,整個工作由一般審判程式的公開操作變成“暗箱”操作,審判人員包攬一切,在審理過程中有徇私機會;由於審理過程的不透明,執行機關材料的報送缺乏監督,只依據監獄一方的證據和材料,缺乏聽取當事人及相關利害關係人意見的程式,容易發生“關係案、人! 情案、金錢案”,甚至發生執行機關個別人員與審判機關個別人員串通違法辦案;違反了中立原則,因為書面審理反對者的意見根本不存在,而法官只是從這些資料中形成對案件的認識,產生預斷性的意見;對證據的客觀真實性、關聯性以及取證行為合法性的判斷都是間接進行的,並且這種判斷的正確性是建立在對執行機關移送材料是真實合法、無懷疑的前提下的,可這個前提往往會因為各種法外因素的介入而不真實,因而法官依此做出的結論的公正性和正確性也往往大折折扣。

5.當事人在減刑制度中缺位。現行法律從各方面規定了法院、檢察院和執行機關在減刑中扮演的角色,但是卻唯獨沒有提到當事人,特別是罪犯。罪犯在減刑程式中處於客體位置,毫無權利可言,幾乎沒有知情權、參與權、辯護權、申請權和申訴權等,只能消極的等待結果的到來,減刑並不具備完整的權利形態,法律僅從制度角度而未從權利角度對減刑進行詮釋。

(三)法律監督方面問題

根據憲法對國家機關性質與職權的劃分和目前刑法、刑事訴訟法及有關減刑、減刑工作的司法解釋,對減刑工作最規範、最權威、最有效的監督,是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但是,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在司法實踐中時常缺位。


1
.減刑監督的滯後性。由於檢察監督屬於減刑裁定作出之後的事後監督。檢察機關對有關部門關於減刑物件的考察、呈報、審批等環節大多無從著手進行監督。這就使得檢察機關發現減刑中所存在問題的困難很大,甚至出現了法律監督的“真空地帶”。《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機關對法院裁定減刑不當有提出書面意見的權力,這種事後程式性的審查實際上剝奪了檢察機關對減刑全過程進行實質性監督的權力。並且檢察院的監督僅限於對減刑裁定不當的案件提出糾正意見,至於服刑罪犯為獲取減刑,在改造過程中有無投機或弄虛作假行為,以及刑罰執行機關在! 呈報材料中是否秉公執法,是否存在徇私舞弊現象,現有的監督機制顯然無法發揮作用。檢察機關只能在減刑裁定做出後,憑裁定書副本進行監督,而不能對減刑進行同步監督。這種事後監督,具有一定的滯後性,對刑罰變更中的違法行為難以及時發現和糾正,影響了監督效果。

2.減刑監督的偶然性。由於檢察機關對減刑工作實行監督的規定不夠細,可操作性不太強,無論是從監督程式上,還是監督內容上,目前還沒有完善的法律機制來保障檢察機關及時發現減刑中的違法現象,從而導致檢察機關對減刑的監督權很難得到真正徹底地落到實處。


、完善減刑制度的對策

(一)關於減刑制度的立法完善

1.建立統一的減刑標準

1)取消“可以減刑”的表述。為解決因自由裁量權行使引起的執法不統一。本文建議,修改我國《刑法》第七十八條,取消“可以減刑”的表述,將“可以減刑”和“應當減刑”的兩種情形合併設計,歸為“應當減刑”一種情形。

2)規範“確有悔改表現”的規定。建議將“確有悔改表現”的減刑條件修改為“有證據證明確有悔改表現”。至於可以證明罪犯確有悔改表現的證據,司法解釋可以做出細化的規定。具體到證據範圍,本文建議應注重外在客觀行為表現:一是主動認罪服法;二是主動接受教育改造;三是遵守監規獄紀;四是積極參加勞動;五是履行罰金、附帶民事賠償;六是不進行無理申訴等等。

3)廢止《規定》第五條“對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一般不適用減刑”的規定。因為,在司法實踐中,這些罪犯主觀惡性較小,社會危害性不大,較易改造,而《規定》第五條將這些罪犯排除在減刑物件之外,不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

2.摒棄單純以計分考核結果作為減刑唯一依據。對罪犯的計分考核結果,是減刑的一個重要考量因素,但不應當是唯一依據。正確處理法律標準與計分考核結果的關係,應當堅持以法律規定為標準,以計分考核結果為參考,不能單純以計分考核結果代替法律標準。在對罪犯適用減刑時,人民法院在審核監獄、看守所提交的罪犯考核結果基礎上,通過提審罪犯、座談、問卷調查等手段,瞭解罪犯真實的改造情況,在裁定時,還應當充分考慮罪犯原判的犯罪性質、情節、後果、主觀惡性及犯罪原因等因素。

3.成立減刑委員會來決定減刑。減刑委員會決定的減刑程式可以採取聽證會的形式,公開、公平、公正的對減刑案件作出決定,以期實現減刑制度的設置目的,取得良好的刑罰效果。聽證會可特聘社會監督員甚至人大代表主持。負有監督職能的檢察院派出人員列席聽證會。聽證會實行聽證主持人回避制度,因為聽證程式本義上要求主持人具有像法官那樣獨立、中立的品格, 且與案件有利害關係的人不能擔任聽證主持人。減刑委員會官員在聽證會開始後可以首先向被申請減刑的犯罪人告知權利義務, 然後聽取監獄等行刑機關介紹罪犯的基本情況和改造狀況, 以及報送減刑的理由,接下來犯罪人可以陳述自己的思想認識,使得減刑委員會在報送材料記述的考核分數之外直接瞭解犯罪人的思想狀況。減刑委員會還可以向犯罪人的監管民警以及同監犯人提出問題,從其他方面瞭解犯罪人的情況。

4.賦予當事人參與權。參與裁判的形成過程是程式公正的基本要求。“一個人在國家裁判機構作出對其利益有益或者不利的裁判時,應當至少能夠處於一種可與裁判者就如何對待他的問題進行理性地協商的地位,即強調尊重程式參與者作為自主、負責和理性主體的地位,要求裁判機構與他一起參與裁判結果的形成過程,向他論證裁判結果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從而使他成為裁判製作過程中的協商者、對話者、辯論者和說服者,其作為人的尊嚴得到充分尊重。 在現行減刑審理模式下,罪犯被排斥于減刑程式之外,他們無法知道行刑機關對自己的改造情況的鑒定,提請減刑的事實和理由,有違正當程式的最基本要求。罪犯是減刑程式的被審理物件,與之有著密切聯繫,罪犯參與之程式有利於事實的發現和罪犯的改造。罪犯參與減刑程式所享有的權利應當包括:知悉權、申請回避權、參與法庭調查權、最後陳述權、對減刑裁定的上訴權等。監獄應當向罪犯告知其在獲得減刑過程每一環節中的權利,對罪犯在具體程式環節中發生疑問時,監獄還應當告知該罪犯行使具體權利的途徑和時限等。關於被害人在減刑制度中的權利,由於減刑的條件是犯罪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而對於這一點,是被害人無法瞭解的。而且,如果允許被害人參加減刑程式,出於自然的情感,被害人必然會阻止犯罪人的減刑,有可能影響到刑罰目的實現。因此,本文認為對被害人在減刑過程中應賦予其知情權即可,不可過多的使被害人介入減刑程式中。

(二)關於減刑制度的司法完善

1.取消減刑比例限制。辦理減刑案件是一項嚴肅的執法活動,必須按照法律規定的條件進行,不符合條件的就不能予以減刑。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各地規定的限制比例應當取消。對於符合法律標準的,應當依法減刑,不能因為怕超過限定比例,該減刑不予減刑,也不能因為總體比例還比較低,不該減刑的降低標準減刑。

2.設定減刑約束適用機制。建議修改刑法關於減刑限度的規定,限制減刑適用的擴張。減刑以後實際執行的刑期,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於原判刑期的五分之三;無期徒刑執行五年以後方可減刑。罪犯獲得行政獎勵及獲各種專項獎勵之和(立功、重大立功除外),對應減刑幅度不得超過同期獲得獎勵的服刑時間;罪犯減刑後再次減刑的間隔期,不低於上次減刑的幅度;罪犯減刑後,呈報減刑前的一切行政獎勵全部歸零。

3.建立再犯罪預測機制

對減刑犯是否具有再犯可能的預測,應當考察二個方面的因素,即減刑前的影響因素和減刑後的影響因素。

1)減刑前的影響因素。重點從犯罪情節考察罪犯的人身危險性。犯罪情節體現罪犯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對於主觀惡性及人身危險性小的,再犯的可能性就相對較小,在刑罰執行中就應側重教育矯正,在其服刑實現報應正義的需要後,為避免“刑罰過剩”情形的出現,就應依法適用減刑。這種情節主要從犯罪主體方面和主觀方面考察,對初犯、偶犯、過失犯、從犯、未成年犯、老病殘犯、激情犯、防衛過當犯、緊急避險犯、非暴力犯、自首犯、積極賠償或積極退贓犯,在再犯可能預測上就應與其他罪犯區別對待,結合服刑表現能適用減刑的就“理性、平和、文明、規範”適用減刑。

2)減刑後的影響因素。犯罪是以社會原因為主的多種原因系統綜合作用產生的罪犯如果減刑,則其再犯可能性越小。這些考量因素有:當地的監督考察狀況、社區建設水準、罪犯的單位意見、罪犯的家庭狀況、罪犯的謀生能力、刑事犯罪被害人的態度等。同時,為了防止罪犯為了獲得減刑假裝認真改造,一旦獲得減刑後,便不服從改造,理應設計相應制度,以保證一旦遇到這種情形能及時糾正錯誤,即恢復已減刑期。否則,如此漏洞還會被其他犯罪人效仿,而使這項制度鼓勵棄惡從善的設想完全落空。所以,為了確保減刑制度的正當性,建議我國減刑制度根據所減刑期的多少增設相應的考驗期限,如果被減刑犯罪人在此期間有重大違規或違法行為,可以撤銷減刑裁定。

(三) 改革檢察監督方式,加大對減刑制度的動態監督

1.對減刑進行動態監督的步驟

1)做好減刑檢察監督的啟動工作。要把減刑的檢察監督工作同日常檢察監督工作結合起來,隨時注意瞭解、掌握罪犯思想動態及悔罪態度,為日後的減刑工作打好基礎。一是監督監管單位實行“三公開一推薦”。對罪犯考核量化得分公開、獎懲公開、獎勵條件公開,由該區域的在押罪犯推薦本區域減刑的被聽證人。二是監督監管單位實行聽證制度,並列席參加聽證會議。對監管單位每次進行的減刑活動都進行全程監督。三是全面、準確、客觀地瞭解在押罪犯服刑期間的情況,掌握罪犯的服刑表現實際表現。

2)嚴把運行審查關。一是審查監督監獄、看守所部門上報的減刑、減刑罪犯的物件是否符合法定條件,如果不符合條件,通過向監管單位發出《檢察建議書》督促監管單位及時糾正。二是核實監管部門上報的罪犯表現情況是否與掌握的表現情況是否相一致,即是否確有悔改表現,證明材料是否真實,提出建議的程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等。

3)依法對人民法院減刑裁定進行監督。完善檢察機關對減刑監督的程式。

刑罰執行機關向人民法院報請減刑時,應先向檢察機關通報或事先徵求意見,並把檢察機關的意見一併報送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審理時應把檢察機關的監督意見作為必要的審理內容之一。同時,為避免裁定書的副本不能及時送達檢察機關,因此,在現行司法實踐中,對於已上報的減刑,採取多聯繫、多催問的方法督促辦理機關及時送達。以便在接到裁定書副本後二十日內,發現不當,及時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糾正意見。否則,檢察機關即使發現問題,減刑的罪犯已經實際執行,減刑的罪犯早已出獄,不利於糾正,也難以維護法律的尊嚴。

2.對減刑進行動態監督的方法

1)實行巡視制度。檢察機關工作人員應經常深入服刑犯中間調查瞭解情況,聽取服刑人員對監管人員的意見,及時發現監管工作中的問題,避免監管人員偽造服刑犯虛假表現材料現象。 同時,應增加科技投入,實行電視監控和網路化管理,提高檢察機關對監管工作動態監督的品質和效率。

2)推行減刑公示制度。要增加減刑工作的透明度,杜絕暗箱操作。對檢舉、揭發、舉報的問題,檢察機關應迅速查處,確保減刑、減刑工作健康進行。對不當減刑而辦理了的案件,堅決依法予以糾正,決不縱容那些以欺騙等不法手段獲得減刑、減刑的罪犯;對應當減刑而未辦理的案件,堅決依法進行辦理,絕不損害積極改造的服刑人員應有的權利;對違法違紀辦案的責任人,堅決按照相關法律和紀律規定進行嚴肅處理,決不姑息手軟。尤其要嚴肅查辦司法不公背後的職務犯罪,促進公正廉潔執法;人民法院要通過公正辦理減刑、減刑案件,切實維護司法的尊嚴與權威,以! 司法公正樹立良好形象。

3)建立檢察機關與刑罰執行機關的聯席會議制度。要定期或不定期地相互交流資訊,相互通報情況,對減刑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及時處理解決,將矛盾、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避免造成嚴重後果。

3.減刑監督考察內容

1)細化監督規定。第一類是管理控制規定,保證減刑罪犯在矯正機構的監督和控制之下。另外,應當創設保證制度,視情採取人保或保證金措施。第二類是限制不良行為的特別規定,由減刑決定機關根據不同的犯人、不同的犯罪特點,有針對性地作出限制禁令,如不得攜帶容易誘發犯罪的危險物品。第三類是積極履行義務的規定,如參加社區公益勞動,積極賠償刑事犯罪被害人的損失。


2)增加幫助保護規定。要把對減刑罪犯的消極的監督控制和積極的幫助保護結合起來,實行監督與保護並重,有效地降低減刑罪犯再犯可能。據調查,減刑犯考驗期間的“心理適應”、“就業適應”、“人際適應”問題最為突出,減刑幫助保護應當對症下藥。有關機構應當為減刑犯提供包括“心理輔導”等各種必要的救助措施。

 

 

 

(劉漫漫,女,安徽省郎溪縣委黨校,副教授,研究生)

(馮興吾,男,安徽省郎溪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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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安徽省郎溪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電話:0563-7011408
E-mail:notary1964@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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