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方承志
「文書」除了「公文書」具體定義規範在刑法第10條第3項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另外就是依據刑法第 220 條通稱「準文書」的規定：「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電腦印出資料依據刑法第 220 條第2項規定，是屬於電腦處理所顯示之符號，是以文書論。可是參考刑法第220條第1項後段規定：必需「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也就是說這必需是符合適用刑法規範意義時的文書。
就刑法第220條第1項中規定：刑法文書在犯罪上之構成要件，必需「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而「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對於一般電腦產出資料算不算「證明」，就嚴格的定義而言所謂證明，在文書上必需有個人或公務員書寫、用章、署名或依照法令用印過的文書，足以表彰或顯示權利義務關係的文書，才是具有法效力的文書。像家書、著作書寫資料稿件、表示權利義務關係的切結書或公文書等是，才能構成刑法偽造文書罪或毀損文書罪的犯罪標的。「權利義務」的意義內容原本代表是處罰內容較狹隘的定義，但是文書如果表面上不具備此項實質內容，而在文書以外之其他包括法律利益上有所意義時，那麼其適用上就不會發生與現有規範衝突的問題了。
原本刑法第220條立法理由中，刪去「權利義務」等字樣，並增入「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句，其意在權利義務載於文書者雖遭毀損，然其權利義務並不當然因而消滅，只是要「證明」文書的權利義務內容手續較不容易而已，所以毀損罪規範並不是指毀滅權利義務本身，但「權利義務」此句若加入仍將使構成要件文字適用上更發生疑義，甚至發生處罰要件適用問題，故仍以「文書」作為處罰之標的。本人並不主張因為無權利義務關係而任意擴大法律適用關係，但任意毀損他人文書如果不加以處罰，而應視其是否「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刑法第352條）作為處罰判斷依據，此實仍不足以認毀損罪只在保護單純之之個人及社會法益。如果只是單純不生任何損害的文書，當然不構成處罰效果。可是同樣的，在犯罪之主觀上如果目的在引起社會觀感之價值判斷問題，而不是具有正當理由（例如議員問政對機關大量製作公文書之單一毀損，或機關製作交付個人之公文書），而任意毀損他人文書者，自應仍認為為刑法第352條毀損文書本罪之適用對象。電腦印出資料如果是大量印出資料之一份，與經他人重新處理而書載有註記資料時，其任意毀損在處罰效果的主觀意思上當然亦有所不同，這也是我們在處理毀損電腦印出資料所要相當注意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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