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裁判選輯】根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採祗在最特殊之情況與最嚴格的限制下適用死刑之精神,對於殺人犯行自應限縮在直接故意者,方屬情節最重大之罪(最高法院110年度台非字第222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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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劉孟錦律師 劉哲瑋律師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非字第222號刑事判決 裁判要旨】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規定:「凡未廢除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死刑非依管轄法院,不得執行」。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兩公約)施行法第2 條規定,公政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已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法院當有義務適用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規定。由於死刑乃終極剝奪生命之刑罰,屬不得已情形之最終刑罰,故死刑應儘可能謙抑適用。法院須在原則之基礎上,綜合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事項等有利與不利之情狀為評價後,依被告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及責任之嚴重程度,檢視其罪責是否尤屬重大,而符合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所要求情節最嚴重犯行;慎衡酌有無足以迴避死刑適用之情形,判斷其是否已無復歸社會之更生改善可能,俾以決定是否選科死刑。則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所稱「情節最重大之罪」(原文為the most serious crimes ,或譯為「最嚴重的罪行」),既攸關選科死刑之判斷,其內涵之探究尤為重要。而依第3 條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是我國法院於解釋公政公約條文內容時,自應探求其立法意旨,並依據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下稱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內容所形成之法律內涵審判,俾能與該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規定之意旨相符。稽諸公政公約第 6條第1 項規定:「人人皆有天賦之。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乃在揭示生存權之保障。參照人權事務委員會於西元2018年舉行之第124 屆會議,通過第36號一般性意見,其第5段表明:「《公約》第6條第2、第4、第5與第6項規定了具體的保障措施,以確保尚未廢除死刑的締約國除對情節最重大之罪外,不適用死刑,而對於情節最重大之罪,僅在最特殊的情況下和在最嚴格的限制下適用死刑」;第33段後段指出:「鑑於在一項載有生命權的文書中規範死刑適用具有異常性質,第2 項的內容必須作狹義解釋」;第35段前段表示:「『情節最重大之罪』一詞必須作嚴格解讀,僅限於涉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在第6 條的架構內,未直接和故意(或譯為蓄意)導致死亡的罪行,如謀殺未遂、貪腐及其他經濟和政治罪行、武裝搶劫、海盜行為、綁架以及毒品和性犯罪儘管具有嚴重性質,但絕不能作為判處死刑的理由。」等旨,通觀上開人權事務委員會一般性意見之解釋內容,乃就公政公約第6 條各項間,相互補充其意義,該條之立法意旨,係在限縮死刑規定適用範圍及其效果,復基於法規範體系一貫性,說明其第2 項規定,在確保尚未廢除死刑之締約國,除對情節最重大之罪外,不適用死刑,而所謂「情節最重大之罪」,必須嚴格限制其適用且採狹義解釋,僅能限定於「涉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等旨。而我國刑法上之故意,依該法第13條第1、2項規定,分為故意(或稱確定故意)及故意(或稱不確定故意、未必故意),在我國實務上,關於行為人究屬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之調查,具有重大意義,乃因間接故意並未如直接故意明知其行為必將造成構成要件事實之實現,而發生之結果既非行為人內心所努力追求,亦非確定必然發生,祗係預見其有可能發生,予以容認而聽任事情自然進展,終致發生犯罪結果,故間接故意之不法與罪責內涵,顯較直接故意為輕。二者惡性之評價既有輕重之別,為免輕重失衡,其等不同歸責程度,在量刑上即有差別。尤涉選科極刑(死刑)與否之情形,倘行為人之殺人犯意係出於間接故意,而非不法及罪責內涵較重之直接故意,自非「情節最重大之罪」,如此解釋,始符上述祗在最特殊之情況與最嚴格的限制下適用死刑之立法意旨,且與基於直接故意而殺人之極嚴重罪行相較,亦不致發生量刑輕重失衡之情形。從而,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所稱「情節最重大之罪」,參照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6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內容,不論依體系及目的解釋,皆係指涉及故意殺人之極嚴重罪行,此之故意應限定為直接故意,始合於立法意旨。原確定判決參照上述一般性意見之解釋內容,以相同理由,認該條項所稱「情節最重大之罪」,對應於我國刑法架構,限定於基於直接故意而殺人之極嚴重罪行,即無不合,要無可言,是意旨所指原確定判決違背上述一般性意見解釋內容云云,並非可採。

㈡法律本身為抽象性之概念,須探本溯源從法律規範之體系與目的,探究法律規範之內涵,而非純採概念法學方式,單由文字之字面解釋,致以詞害意。而兩公約之締約國各有其法制,即使同為大陸法系或普通法系之國家,相同或近似之法律用語,基於各自法制體系之差異,亦可能有不同之內涵。因此,人權事務委員會對公政公約之解釋,為順應各締約國內國法不同之體系,乃在用語上保留一定程度之解釋空間。各締約國於適用公政公約條文內容時,自應探求其立法意旨,依據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內容所形成之法律內涵,依該國法制體系之特性,為合目的性解釋,使其適用結果與該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規定之意旨相契合,自不能拘泥公政公約及人權事務委員會解釋內容之文字用語,偏採他國之概念,陷入概念法學之窠臼,而悖離公政公約規定之立法意旨。尤其公政公約第6條第6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不得援引本條,而延緩或阻止死刑之廢除。」已揭明各締約國對死刑廢除應有之立場及作為。我國尚未廢除死刑,法院對於選科死刑之案件,更應遵守同條第2 項關於禁止各締約國將情節非最重大之罪判處死刑之規範。而通觀前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6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內容,基於公政公約第6 條各項內容,已闡明該條之立法意旨,乃在限縮死刑規定適用範圍及其效果,復基於法規範體系一貫性,該條第2 項所稱「情節最重大之罪」,僅限於涉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對應於我國刑法所規定故意之類型,並就間接故意與直接故意之不法及罪責內涵相較,依體系及目的解釋,應限定基於直接故意而殺人之極嚴重罪行,始符上開立法意旨。且我國現行刑法之立法思想與體系架構,主要繼受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之刑法法制,英美普通法上犯意之分類,與我國刑法第13條所規定之故意型態,本於不同法系所建構,各有其內涵,並非完全相通。非常上訴意旨以前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6號一般性意見之文字用語「intentional」,援引英美普通法上「 intent」之概念,包括特定意圖犯(specific intent )及故意犯(general intent),並以普通法系國家之故意犯包括我國法的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因認基於間接故意行,猶屬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所謂「情節最重大之罪」範疇云云,顯係拘泥於文字之字面解釋,偏採英美普通法之概念,而未能綜觀該一般性意見前後內容所揭示前述公政公約第6 條之立法意旨,並體察我國刑法體系,作相應之嚴格、狹義解釋。何況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35段指出所謂「情節最重大之罪」,僅限於涉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英文原文為appertain only to crimes of extreme gravity, involving intentional killing),未直接和故意(或譯為蓄意)導致死亡的罪行(英文原文為 Crimes not resulting directly and intentionally in death ),絕不能作為判處死刑之理由等旨,對照其附註所引用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1984年5月25日第1984/50號決議通過之「關於保護面對死刑者之權利之保障措施」( Safeguards Guaranteeing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ose Facing theDeath Penalty)第1項內容,該項內容所謂「intentionalcrimes」一詞,在聯合國官方中文文本即譯為「蓄意」之罪行,因此將上開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35段之英文原文「intentional 」等相關用語譯為「蓄意」,亦無不合。而自我國刑法第13條所規定直接、間接故意之意欲要素(有意、不違背其本意)以觀,間接故意之意欲要素既為強度較低之「不違背其本意」,則基於間接故意之殺人罪行,並非蓄意犯罪,即非公政公約所稱「情節最重大之罪」,亦符合該公約嚴格限制其適用之精神。是以,關於公政公約中「情節最重大之罪」之詮釋,所謂「intentional 」雖不宜照譯為直接故意,然而透過我國刑法之體系解釋,及公政公約之目的解釋,根據該公約所採祗在最特殊之情況與最嚴格的限制下適用死刑之精神,對於殺人犯行自應限縮在直接故意者,方屬情節最重大之罪,殆無疑義。非常上訴意旨引用英美法之故意概念,套用於公政公約所稱「情節最重大之罪」,或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35段所指「僅限於涉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有欠允當。

資料來源: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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