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羅吉強
近日媒體報導，曾任南投縣政府信義鄉公所洪姓課長，在97年任職期間，涉嫌護航廠商得標並詐領款項，除了追訴刑責外，更應移送行政懲戒，但南投縣政府卻直到111年洪姓官員被判刑確定後，才將全案移送懲戒法院，追訴行政責任，但懲戒法院認定已超過10年追訴時效，日前判決免議，讓洪姓官員逃過懲戒，鄉公所被質疑，是故意等追懲時效逾期才函報南投縣府，有行政怠惰或故意遲送之嫌。現行公務員懲戒法有關移送懲戒期限的規定有許多漏洞，造成貪官污吏屢屢趁隙逃過行政懲處，致公務員懲戒是否應該有時效？再度引起學者專家的重視。
為何會有公務員懲戒法？因政府官員執掌龐大國家資源，最容易淪為貪腐者，而且手握有公權力更易掩蓋犯罪，讓受害者求救無門。為了讓公務員戒慎恐懼而不敢違法濫權，以維護公權力的公正性，並保障人民的權益，各國皆有訂定懲戒公務員的相關法律，以嚴懲違法濫權的公務員。但台灣現行公務員懲戒法，矛盾的竟然劃定10年的懲戒時效，明文只要超過10年，縱然發現公務員違法濫權，就可因逾期而免責，完全違背公務員懲戒的立法精神，等於大開後門，縱容公務員濫權，在蓄意的官官相護下，要拖過時效，根本輕而易舉，公務員懲戒法反而變成違法濫權公務員的護身符？豈有此理！
2022年翁姓富商行賄數以百計的行政及司法官員案震驚社會，被揭露的賄賂收禮名單，司法檢調人員就高達兩百多人。該案收賄的司法人員透過檢察官與法官事前縝密的設計，再藉由偽證及院檢的蓄意配合，技巧性地沒收真正的債權本票，讓一家銀行眼睜睜失去追討新台幣3億元債權的憑證，更造成一個「銀行員無辜之死」，也讓人民大開眼界，只要不同司法部門公務員聯手違法濫權，無辜百姓的生命及鉅額財產都可以憑空消失，但如此嚴重涉案，且斲傷人民生命財產的許多司法官，卻也是以時效超過10年，而不須接受懲處，令人詫異！而著名的國際人權指標太極門案裡，監察院調查出有8大違法且要求法務部從嚴究責議處的侯寬仁檢察官，也在法務部的蓄意拖延下，最後以超過懲戒的10年時效為由，也逃過懲戒。顯見公務員懲戒法裡的10年時效規定，根本就是變相護航不法公務員脫逃的幫兇。
主張法律應有時效規定者，不外乎是為了維持法律的安定性與秩序，但法律最重要的精神是維護公平正義，若為了要保持法律的定定性，卻危及法律的公正性時，就該檢討並以公平正義的主軸為要，況且並非所有法律都有時效規定，如稅捐稽徵法第28條原來也有5年的時效限制，因陳長文律師事後發現他溢繳了15年的房屋稅，要求退稅，而稅捐機關依當時該條規定，卻只願退他5年的稅款，造成輿論嘩然，當時財政部為解除民怨，就游說立法院修法，改成無時效的規定，才得以退還陳律師全部溢繳稅款，社會皆稱其為開明的修法。可見無時效的法律規定，有時才是維護法律公正性，且真正能讓法律的公正性成為安定人心與說服大眾的最佳準則。然陳長文條款事後在2021年又被修成有10年時效的規定，只要拖過10年，人民就無法請求救濟，顯然公務員已習於藉著法律時效來逃避責任，才會讓此一倒退的修法發生，果然引發社會大眾與學者的撻伐，如此公然的讓國家不當得利存在，於情於理，甚至立法精神上，都是嚴重創傷台灣民主法治形象的不智之舉。
行政官員違法濫權對人民所造成的傷害，有時不亞於刑事的作奸犯科，但反觀刑事責任，尚有30年的追訴時效，為何公務員懲戒法卻只有10年的時效？而回到信義鄉公所洪姓課長一案，信義鄉公所等判刑確定後，再行追訴行政責任，巧妙拖過10年效期，這是拖延的藉口？還是必要的究責程序？
刑事責任的追訴期依刑責輕重不等，最多有30年的追訴時效，但行政責任有時涉及的人事物範圍更廣泛，甚至傷害程度不亞於刑事犯罪，卻只有10年可追訴，實在不合理。刑事責任因涉及人身的自由，故構成要件比較嚴格，且在罪刑法定主義下，採無罪推定原則，刑事案件不成罪者，有時是因為提供的犯罪證據不足，而無法定罪，不一定真正的沒有犯罪，但行政責任，只要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上有所違背或有違法濫權的事實，即可對其究責，因此，行政責任的成立與刑事責任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所以行政責任的成立即不應以刑事責任的存在為前提。
然現行公務員的究責過程，有涉及刑事責任者，法官常以需等待刑事責任確定後，再行審理，但現行的刑事訴訟程序非常冗長，許多案件的審理常超過10年才定讞，如此一來很容易就拖過行政責任的10年懲戒期，等於變相的幫助違法者脫罪。但人民的人權與生命財產，就在這些違法濫權的公務員手中，不斷的以10年時效為掩護，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受長期的迫害，台灣在這樣的行政體制下，要如何能清明？誠摯呼籲立委與行政院長，公務員懲戒時效應儘速修法取消，或者如刑事責任至少30年時效，並加重公務員違法濫權的刑責以正本清源，讓台灣行政回歸清明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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