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施正鋒教授
海牙第二次萬國和平會議在1907年召開,朝鮮高宗派遣密使前往控訴日本惡行,卻不得其門而入。日本惱怒萬分,高宗被逼謝罪退位。日本清理朝鮮的外交戰場完畢,接下來首當其衝的是滿洲。老羅斯福因為促成日俄簽訂和約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背後是美國對日本的侵略採取姑息主義立場、代價是犧牲朝鮮的主權獨立,冷血的美國沒有絲毫同情。
一次大戰結束,列強在1919年召開巴黎和會,美國總統威爾遜雖然高唱民族自決,關注國際聯盟成立,唯恐得罪日本,李承晚、金九簽證被拒。不久朝鮮爆發三一獨立運動,臨時政府外交部長金奎植以YMCA代表身分前往,無人搭理;受辱的他後來到莫斯科參加遠東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獲得列寧熱烈歡迎,當下痛斥強權宛如吸血鬼。
巴黎和會期間,麗思飯店有一名越南廚師,跟法國朋友借了一套西裝混進會場請願獨立,被當作空氣,所謂的「威爾遜時刻」稍縱即逝,他就是後來的胡志明。要是威爾遜肯撥出幾分鐘接見,他應該會走親美的路線,就不會有越戰。
美國戰後主導對日舊金山和會,由於韓戰爆發,希望日本趕緊復甦、共同圍堵共產主義,不願意節外生枝,終究沒有邀請韓國參加。主事的杜勒斯告知韓國大使梁裕燦,韓國早先並未簽訂『聯合國家宣言』,因此不能簽署和約。然而,為何法國的殖民地越南、柬埔寨、及寮國,英國的殖民地印度、及緬甸,及荷蘭的殖民地印尼就可以受邀?
日本人又擔心境內有60萬朝鮮人,要是允諾韓國簽署和約,萬一這些人以盟國國民身分求償,恐怕沒完沒了,除非悉數遣返、或韓國願意承諾放棄索賠。美國儘管同情韓國的處境,既然不可能皆大歡喜,因此曉以大義、萬萬不可妨礙美國的千秋大業;為了顧及韓國的顏面、滿足參與感,美國一度權宜考慮提供無傷大雅的諮詢地位,讓他們提高一點國際能見度。
對於杜勒斯來說,相較於美國的戰略安全考量,韓國是否與會無關痛癢;他一再跟要求再議的韓國大使梁裕燦好言相勸,要顧全大局、不要小題大作。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魯斯克也認為韓國喋喋不休,無助民族尊嚴的提升。在開議前,國務院建議不妨提供觀察員身分,杜勒斯以自找麻煩而反對,終究給韓國代表的地位是降級的非正式客人,唯一好處是安排旅館訂房。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彷彿錯過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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