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曾建元助理教授•曾薰慧

三、戰後臺大校風與學生政治活動

日據時期臺灣人可以升學的機會原即不多，所以無論臺北帝大或臺北高商學生，可以說是臺灣青年中的秀異份子，在不滿日本人殖民統治的情況下，其中一部份人自然會萌生反抗意識和民族意識，而具有強烈的優越感和自尊心。舉例而言，一九一零年（明治四十三年）五月一日，臺大醫學院前身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中國漳州留學生王兆培，即爭取到同班臺灣同學翁俊明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九月，翁俊明（化名翁樵）受任為同盟會交通委員，乃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臺灣通訊處於醫學校，負責發展臺灣會務。至一九一二年（大正元年），已有蔣渭水、杜聰明等人相繼入會，範圍從醫學校而推廣於國語學校、農事試驗場及工業講習所，他們又組織有復元會，專門討論政局及如何能使臺灣光復，【26】 並且募集資金，支援中國辛亥革命，演説排斥殖民地政府的壓迫，【27】 翁俊明和杜聰明甚至培養霍亂菌攜往中國北京，意欲毒殺竊國意圖稱帝的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28】 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十二月，日本自由民權運動者板垣退助與臺灣自治運動領袖林獻堂合作創立爭取臺灣人與日本人平等國民地位的同化會，蔣渭水即率領一百七十餘位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學生入會，當時全校醫學生不過兩百人；【29】 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中國宣布對日抗戰，首屆臺北帝大醫學部學生蕭道應即不止一次地向教師杜聰明表達赴中國參戰的意願，畢業後，果然成行；【30】 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前稍早，又有臺北帝大醫學部學生何斌、蔡滋浬、張鈺組織士林協志會，從事地方文化啟蒙。協志會的核心成員具有抗日思想，在臺北帝大醫學生郭琇琮手寫的國父孫中山遺囑上蓋印，結拜兄弟，組織讀書會，一起研讀《孫文學說》。【31】 太平洋戰爭後期，日本敗象初現，殖民當局乃藉皇民化運動對臺灣社會加緊控制，在此同時，對於大學校園裡的反日活動尤其忌憚。當時有臺北帝大醫學生蔡忠恕與郭琇琮在校內組織反日，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起，日本憲兵隊經過多日佈署，在臺北帝大日本學生社團興亞會、東寧會、臺北帝大醫學部學生課候補學生主任天士、以及臺北帝大醫學部學生陳國興等的裡應外合下，以「研讀漢文、習國語、抗日」名義，連續三天對臺北帝大及臺北高商等校園展開檢舉與搜捕行動，近千名臺灣學生被捕拘留，其中包括臺北帝大非正式中國語文課程講座徐征、臺北帝大醫學生郭琇琮、蔡忠恕、臺北高商的雷燦南，以及臺北州立第二中學生陳炳基。因為被捕人數眾多，日本憲兵隊還不得不大量增建拘留所。六月二十五日，雷燦南被刑求至死，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六月，蔡忠恕病死獄中。【32】

臺灣的學生，特別是曾經受到日本殖民當局迫害者，對於祖國乃熱切孺慕與期待，而經過戰爭時代軍國主義教育的洗禮，他們更對於強權無所畏懼，勇於挑戰。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實施決戰特別措施，學生動員成為重要的軍事後備，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四月起，除國民學校初等科外，其餘各級學校均全面停止上課，學生被召往警備召集，施以軍事訓練，即下部隊準備隨時作戰。【33】 陳英泰回憶在臺北高商擔任學徒兵時的從軍經驗時指出，在戰爭末期，日本人已陷入集體恐慌，臺北高商一位日本教員到臺北木柵做學生家庭訪視，向他問起木柵的逃亡路線，即令陳英泰感到十分震驚，因為日本當局要臺灣人效忠帝國，並且極度誇耀戰果，但這一位教師的反應，卻暴露出日本的敗象和日本人對於戰敗的恐懼。此外，陳英泰也深刻地記得，學生軍中的日本兵和臺灣兵之間乃存在著高度的緊張關係，軍隊對於臺灣兵是否在戰爭中效忠於日本存在著高度的警戒，這種氛圍則影響到個別日本兵對臺灣兵的態度，日本兵藉故集體欺凌臺灣兵的情形屢見不鮮，比如施以不當管教和體罰，甚至偷竊或強取臺灣兵從家裡帶來的零食。越到戰爭末期，兩個民族間的矛盾越加激烈，陳英泰本人就經常被日本人欺負毆打，施暴者甚至包括他臺北高商的同班日本同學。日本戰敗後，臺灣學生自然就會對日本人給以報復，甚至以激烈手段驅逐日本學生。【34】 同是臺北高商學生的曾群芳在日據時期，也有類似的民族衝突經驗，他有一位同樣來自竹南郡的日本同學，原為其新竹中學學長，因覺得曾群芳未尊敬其為學長，因此曾經糾合日本學生在校園內的軍械室（今經濟學系）外圍毆曾群芳，臺灣光復後，曾群芳與該日本同學同在宿舍夜半再起閒隙，當該日本同學欲挑釁曾群芳時，曾群芳起身吼叫，臺灣學生竟然群起起床要與該日本學生算帳。【35】 臺北高商校友廖運潘也回憶道，臺灣光復當年九月臺北高商恢復上課後，一天，臺灣學生即集合全體日本學生到操場，對一部份在過去當學徒兵時比較囂張的人施以「鐵拳制裁」，從此許多日本學生就不敢再來上課，本來有三班的一年級，立即縮水變成兩班。【36】 反日情緒最為激烈的，則是臺大醫學院師生，主張將日本人勢力一掃而空，全部遣送回國，羅宗洛以中國優秀學者難以羅致和學術無國界為由加以勸說，才獲得諒解，此外，醫學院學生亦有自行舉辦解放式，召集日本學生舉行解散儀式，而不准其到校上課者。【37】 

由於臺灣中大學生皆受過實戰的日本軍事訓練並擔任過學徒兵，擁有基本的軍隊組織能力和軍事戰鬥技能，因此自認可以在日本放棄臺灣主權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之間扮演社會治安維持的功能，而有臺灣學生聯盟的組成，在二二八事變的社會動員和反抗行動中，中大學生更自許要發揮領導統御以及揭竿起義的作用，而有忠義服務隊的組織和學生武裝起義的準備。

戰後臺灣大學校園因日本戰敗，而中國國民黨的黨國力量尚未進駐校園，而有一段相當自由的時期。在學生秩序管理方面，以臺北高商為例，學生常簽到後就相伴去打麻將或做其他事，有的甚至整年都看不到人的，也順利畢業。在思想自由方面，校長周憲文和經濟學教授潘志奇，均極為開明，使學生在日本戰爭時期所加諸的種種言論禁忌得到解禁，學生也樂意於對諸事發表議論，令人深感自由之可貴。【38】 在國共內戰爆發以前，大學生可以說是毫無限制地吸收一切進步思想，加上大學師資缺乏，勤於求知的大學生乃紛紛自組讀書會。戰後初期，國共尚處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夥伴關係之中，所以對中國情形隔閡的臺灣大學生，對於國共間的矛盾所知不多，他們對於當代中國的認識，往往是同時受到國共兩黨文化宣傳的影響，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國歌〉和〈義勇軍進行曲〉，都是他們急於接觸和了解的對象。日本殖民政府雖然反共，但是臺灣的大學校園內並不禁止學生接觸共產主義理論，以臺北高商而言，政治經濟學與《資本論》，便是該校的正式課程內容，改制為省立法商學院後，校長周憲文本身更根本即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39】 這也就導致臺灣相當多的大學生，在中華民國宣布動員戡亂之後，基於大學自主的慣性心態，仍舊對於政治的敏感度不足，兼以反共意識薄弱，更因為中國國民黨的專制腐敗，反而使學生對中國共產黨充滿同情，並對於其所宣揚的新中國，滿懷憧憬，從而為日後的政治遭遇種下禍根。總言之，高度的民族意識、社會使命感、組織動員力，以及對於國民黨統治的不滿和對於共產黨的同情，在時代環境的驅動下，很快地便轉化為反抗的意識與力量，而與中華民國政府對立起來。這是臺灣戰後初期校園政治事件發生的結構性因素。

受過日本軍事訓練並擔任過學徒兵的臺灣中大學生，乃擁有基本的軍隊組織能力和軍事戰鬥技能，因此可以在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和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政府來臺接收的國家權力和學校權力真空期間，自組各校學生自治會，並在此一基礎上成立各種跨校學生組織進行學生自治與社會秩序重建工作，更在日後二二八事變的社會動員和反抗行動中，發揮領導統御以及揭竿起義的作用，當年臺灣中大學生對於自治事務範圍的理解和組織自治的能力，乃後世所難以想像者。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後，臺北各中學校學生即自組自治會，九月一日，臺北學生自治會聯合會成立，臺北商業學校學生自治會長廖德雄當選為會長，於九月三日組織學生參與了勝利紀念遊行。【40】 當日，中華民國臺灣義勇軍副總隊長張士德奉總隊長李友邦之命飛抵臺灣，親自迎接郭琇琮出獄，在臺灣學生中享有極高聲望的郭琇琮，乃以日據後期抗日被捕的學生領袖為核心，相互聯絡，經各校聯絡會議舉行過總務會後，於九月三十日上午，假臺北第一劇場召開學生大會，聽取學生代表簡寬德的報告，組成臺灣光復後的第一個全省性學生組織臺灣學生聯盟，原來各校的學生組織，則紛紛自動改為該聯盟的支部。臺灣學生聯盟的工作，乃為主辦脫離日治、迎接祖國為主題的宣傳、演講及教育等活動。【41】 在臺灣學生聯盟成立大會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美合作所閩南區指揮部上校參謀黃昭明致詞表示，期待學生能「立即更正同胞相殘的愚昧」，他指的是許多臺灣人因為被日本人欺壓太久，此時看到國軍來了，有了靠山，就開始進行報復。被報復者除了日本人，也包含了當時被稱為「三腳仔」的走狗。【42】 這顯示臺灣學生聯盟在協助政權過渡的時期於臺灣社會治安的維護上，擁有極為優異的組織力和領導力，而深深受到各界的期待。【43】 臺灣學生聯盟接下來則於十月十七日組織學生迎接國軍第七十軍陳頤鼎部、第六十二軍、第九十五師等抵臺，二十四日於臺北松山機場歡迎陳儀，二十五日參加中國戰區臺灣區受降典禮以及慶祝臺灣光復大會，以及二十六日的萬人大遊行。但令臺灣人錯愕的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十一月十七日頒布〈臺灣省人民團體暫行組織法〉，規定所有團體應重新登記，在重新登記之前應停止活動。【44】 臺灣學生聯盟因而停止運作。

三十五年三月，因臺大接收臺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時未接受全部職員，導致定員外的助教（助理醫師）工作權益受損，乃有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領導發動罷診抗議，二十一日下午，醫學院長杜聰明召集全院職員開會，決議自翌日起罷診，此舉並獲得全院師生和社會各界響應，並獲各學院學生聞風繼起的罷課聲援，除譴責大學當局的專制、蠻橫外，進而提出大學民主化的訴求。經過半個月的抗爭，臺大的罷診與罷課終引起行政院的重視，乃通過預算，同意接納所有職員，校長羅宗洛並答應改進大學的民主決策。【45】

當年五月四日，臺灣省立基隆中學學生舉行紀念五四運動遊行，結果遭到軍警阻擋與暴力鎮壓，省參議員顏欽賢乃尋求臺大特別班學生詹世平（吳克泰）發動臺大學生代表向省參議會遞交抗議書以聲援基中學生，詹世平起草了呼籲書並經臺大各學院代表簽名送交省參議會通過決議支持。這一事件算是拉開了光復後臺灣學生運動的序幕。【46】 七月七日，臺大醫學院由郭琇琮主持，為蔡忠恕舉行公祭。【47】 十九日晚間，在日本東京都澀谷區發生臺灣人與日本警察集體衝突事件，起因為日本大公司企圖強行收回旅日臺僑在新橋和澀谷承租擺攤謀生的該公司所屬地段，加以松田組浪人介入其間，乃引起臺灣人與日本人間的緊張關係，臺僑於向中華民國駐日本代表團請願後，當車隊行經澀谷警署時，竟與警方發生衝突，有六名臺灣人在衝突中遭槍殺死亡，二十多人受傷，涉案的臺灣人則被美軍國際法庭起訴，此一事件稱為澀谷事件。【48】 在日據時代曾因抗日下獄的陳炳基，時為省立法商學院專修科第二組學生，乃召集成立學生自治會並出任主席，在校內張貼大字報並對全省大中院校散發抗議書〈告全體臺胞書〉，與學生代表前去《臺灣新生報》社要求刊登抗議書，該一行動立即在反日情緒高漲的臺灣校園和社會上引起迴響，臺大文學院代院長長林茂生則應陳炳基邀請至該校禮堂就該一事件有關問題舉行演講。八月，省立法商學生自治會在陳炳基領導下發動了「反對訓導處制度」鬥爭，成功廢除學生上學簽到上課點名的制度，【49】 其間還發生了商業專修科學生蔡仲伯以柔道摔打訓導主任李尚仁的抗爭事件，【50】 此外，也在課堂上出現批判教務主任周一凱反共言論的抗爭活動。到了十二月十日，美軍國際法庭判決確定，被告臺灣人被驅逐出境，省立法商學院學生自治會於十三日率先於大禮堂舉行學生大會聲討判決不公，繼而聯繫省立法商分校、臺大、臺大法學院先修班、師院各校於二十日會集中山堂舉行《反對澀谷事件宣判不公平》演講大會與反美學生大遊行，上台演講學生有林阿財、林身林、王甭桂、劉琪瑗等人。該次遊行雖遭憲兵第四團張慕陶部阻撓，但學生仍成功突破封鎖，向美國駐臺領事館和長官公署遞交抗議書。【51】

反美遊行方結束，二十四日於北平市東單練兵場（今東單公園）發生美國海軍陸戰隊伍長威廉士．皮爾遜和下士賈克．普利查德強暴北大先修班文法組女生沈崇的疑案，激起全中國大學反美風潮，三十六年一月七日，臺北市中上學校在臺大先修班開會，由臺大先修班學生臺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周自強主持，成立臺灣省學生界抗議美軍暴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中之臺大代表為農業經濟學系學生李登輝、醫學系學生溫宏宗，省立法商代表則為許國章，【52】 經同學劉慶瑞提名而以臺大校本部法學院最高年級學生代表身分出席的臺大特別班學生詹世平提議組織抗議遊行示威獲得支持，【53】 活動乃於一月九日在臺北市展開，由周自強領隊，於新公園舉行《反內戰，抗議美軍暴行》學生大會後，由李登輝和特別班學生劉甲一帶頭，遊行到美國新聞處與領事館遞交抗議書，原屬省立法商但此時已因併校而成為臺大法學院學生的陳炳基，則於遊行結束前公開呼籲組織全臺灣的學生聯盟。【54】 這一次的學生抗議示威活動，被稱為一．九學生運動，是臺灣第一次跨越外省與本省隔閡的學運。【55】

省立法商學院於三十六年一月七日併入臺大法學院，學生自治會曾以臺大收編省立法商學籍，以及反對政府以粗暴手段強制併校等問題為由，在校內發動學生抗爭。法商分院係以留日返臺學生所組成，臺大原欲以編級試驗決定是否收為正式生及決定編入相當年級，但法商分院則舉行全體學生大會，主張臺大要合併省立法商，就應該承認省立法商學生學籍，不應該有所取捨。【56】 除了此一原因，另一原因則是認為併校的決定粗暴，未徵詢與尊重省立法商學生的意願。臺大法學院在省立法商學院校址正式掛牌當天，即有專修科商業專科甲組學生簡潤胖將院牌打斷，以示抗議。【57】

整體而言，光復初期，臺灣各校學生頗為自由與守法，又受日治時期軍國主義之影響，凡事敢拼敢衝。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間，中國華北、東北學生運動蜂起，臺灣學生以臺大為首隨之響應，除有民族主義之因素而欲表現與中國大學一致之立場外，也在逐漸藉機表達對於中華民國政府治理臺灣的不滿情緒。當時臺大的學生自治會與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則相當活躍，【58】 一則以學生人數不若現在多，另一則因學生住宿者眾，所以學生自治會與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的校園動員，乃相當地徹底而有效，故而成為校內外活動的主要動員機制。

戰後初期臺灣校園一時解放的自由氣氛，卻不幸地馬上又因國共內戰的爆發，而轉而激越與憤怒。在內戰中節節敗退的中華民國最終選擇將臺灣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為了鞏固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統治，中華民國乃逐漸收束其對於臺灣社會的控制，向來標榜自由與自治的大學校園則自然首當其衝。民國三十六年一月省立法商併入臺大，今日臺大規模初備，則開始面臨一連串嚴峻的考驗，從二二八事件、四六事件，到一九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初期在校園的清洗，臺大校園逐漸走進蒼白與蕭瑟。好不容易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在心寒和絕望中，又再度陷入另半個世紀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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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林衡道、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臺灣史》，頁六九六。
27  陳君愷，〈師生愛與民族認同的葛藤——高木友枝、堀內次雄及其臺灣學生們〉，《輔仁歷史學報》，第十一期，新莊：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二零零零年六月，頁二零零；陳君愷，《臺灣「民主文化」發展史研究》，臺北：記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二零零四年三月，頁一零。
28  林衡道、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臺灣史》，頁六九八。
29  許世楷，李明峻著、賴郁君譯，《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零零六年一月，頁二三五至二四七。
30  臺灣醫界聯盟基金會，〈臺灣法醫界的先驅──蕭道應〉，蕭開平、藍博洲編，《祖國破了，要把它黏回去──蕭道應先生紀念文集》，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二零零四年十一月，頁八六。
31  藍博洲，〈我要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消失的臺灣醫界良心》，中和：印刻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五月，頁二七。
32  藍博洲，同上，頁三二至三三；藍博洲，〈民族純血的脈動──一九四四年蔡忠恕抗日事件始末〉，《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和臺灣人》，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五日，頁　二三二至二三六；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日，頁二八二。
33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頁六三三至六三四。
34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臺北：唐山出版社，二零零五年三月，頁三至四；陳英泰，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八日與曾建元談話；鄭吉雄，〈羅宗洛先生傳〉，頁四三九。
35  曾群芳，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八日與曾建元談話。
36  廖運潘，《浮生手稿──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再續，臺北：自版，一九九七年，頁五。
37  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頁四八至四九。
38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頁六至七。
39  陳英泰，同上，頁七。
40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採訪記錄，廖德雄口述，〈廖進平：第二部分〉，《臺北都會二二八》，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一九九六年二月，頁七三。
41  曾健民，《1945破曉時刻的臺灣──八月十五日後激動的一百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八月，頁一零零。參與臺灣學生聯盟的學生，除了臺北帝大之外，就以師範學校和臺北高商最為熱烈。藍博洲，〈在二．二八綻放與飄零的臺灣野百合（下）〉，《批判與再造》，第二十九期，臺北，二零零六年三月，陳明忠證詞，頁四六。
42  楊渡，〈終戰史觀？ 光復就是光復──光復剎那的臺灣〉，《中時晚報》，臺北，民國九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版二。
43  曾群芳回憶他於臺灣學生聯盟成立後回到竹南，因為是當地唯一的大專學生，乃獲邀出席竹南學生聯盟的成立大會並提供指導，會上公立中學和私立中學學生為爭奪領導權鬥爭甚為激烈，甚至當他忍不住出面制止某一學生領袖的過激行徑時，而竟然與該一學生直接衝突起來，互相嗆聲叫陣作勢要單挑。曾群芳，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八日與曾建元談話。
44  曾健民，《1945破曉時刻的臺灣──八月十五日後激動的一百天》，頁一一零至一一一、二五零。
45  藍博洲，〈這個人，國家不能讓他活下去了！──許強醫師〉，頁一九八至二零四；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頁五四至五五。
46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臺北：人間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八月，頁一五九。
47  藍博洲，〈民族純血的脈動──一九四四年蔡忠恕抗日事件始末〉，頁二三六至二三七。
48  郭譽孚，〈東京澀谷事件及其時代──被犧牲在美蘇冷戰中的一段當代台灣史〉，《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臺北：汗漫書屋籌備處，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頁八三至一八四。
49  陳炳基，〈抗議東京「澀谷事件」判決不公的學生運動〉，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編，《臺灣人與新中  國》，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二零零五年二月，頁二七三至二七四。
50  陳寶川口述，卓遵宏、歐素瑛記錄，《陳寶川先生訪談錄》，頁六四。
51  陳炳基，〈抗議東京「澀谷事件」判決不公的學生運動〉，頁二七五至二七九。
52  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頁一四一。
53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頁一八八。
54  陳炳基口述，〈陳炳基先生口述記錄〉，八十一年九月四日，魏永竹、李宣鋒主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三年二月，頁六八至七零；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頁一八八至一九三；徐宗懋，〈老同志吳克泰談李登輝〉，《關於李登輝同志的若干歷史問題》，臺北：時英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二月，頁三九。
55  吳克泰，同上，頁一九三至一九四。
56  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頁一零八。
57  此經長輩口傳；陳炳基，民國九十五年八月十一日於北京與曾建元談話。經閱覽《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對省立法商學院及其前身之臺北高商校史不置一辭毫無尊重，可以想像當時省立法商學生對於遭臺大鵲佔鳩巢的疑慮，並非無據。
58  沈懷玉，〈陳子元先生訪問紀錄〉，黃克武、陳儀深、許文堂、沈懷玉，《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二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頁五三三。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