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想瞭解何謂新制度論嗎？又在新制度論的眼中，何謂制度變遷呢？請看本篇的簡短說明吧......
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或稱為新制度主義）與行為主義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行為主義通常認為組織、團體或個人之行為，或是偏好選擇會影響制度的形成；也就是說，組織、團體或個人之行為屬「自變項」，而制度興革則屬「依變項」的因果關係。但新制度論者則認為，實際上制度也會倒過來影響組織、團體或個人的行為；換言之，制度也可是「自變項」，而組織、團體或個人的行為卻可能是「依變項」而已，兩者彼此之間相互影響。
整體而言，制度是建構組織、團體、個人的互動「規範」（或稱規則，如法規與政策）。儘管制度是一種規範，惟上開行為者（如組織、團體、個人）仍會基於自利、理性的偏好選擇，建立制度並試圖藉由非正式制度（如「規範」以外的「習慣」）的配合，俾以降低交易成本與風險；甚或，乾脆主導制度的改革變遷，以力求偏好選擇利益的極大化（亦即期待制度變遷之效益可以大於交易的成本與風險）。
質言之，組織、團體、個人等行為者之所以建立制度，或是要求制度變遷（Institutional Change），就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與風險。然而，新制度論也假設，制度變遷的主導者有國家（state）帶動與組織（organization）帶動等兩大類型，前者係以政府（行政部門）為代表，後者則以利益團體（如大型財團）代表。
實際上的情形是，制度變遷模式另可分為「強制性制度變遷」（imposed institutional change）與「誘導性制度變遷」（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強制性制度變遷」可以使制度保持公共財的性質；「誘導性制度變遷」則會通常會使原屬公共財性質的制度變成私有財，亦即將使矯正「市場失靈」的制度無法解決問題，反而另導致「政府失靈」（必需補充說明的是，公共財一般而言係經租稅轉由政府提供，有「非敵對性」與「非排他性」的特質；至於，私有財則是透過價格經由市場提供之，並具有消費的「敵對性」與「排他性」）。
當然，即使是歷史制度論者也會強調，制度興革（含建立制度，或從要求制度變遷）與行動者之間（組織、團體、個人等行為者）的關係其實是循環互賴建構並且相互影響的。蓋對於行動者而言，爭取制度興革的主導權就是在爭取政治權力或是決策能力。但剛好相反的是，制度興革不僅是行動者理性思維的決策產物，實際上，制度情境、歷史脈絡也同時建構了行動者理性思維的背後依據。
在此，另套用經濟學上的供需平衡理論觀之，我們也可以這麼說：若供給與需求處於不均衡狀態，舊的制度即將面臨修正，而新的制度也即將產生。總之，制度如果長期處於不均衡狀態，必然導致制度變遷；而消除制度失衡的成效到底如何，則完全取決於新制度取代舊制度的過程（含改革的沉澱成本），尤其是過程中的非制度因素。
更精確的說，假如既有的制度無法滿足行動者的特定立場，以及其背後所隱藏的偏好選擇時，就會導致新的制度誕生（含舊的制度變革）；而新的制度形成之後，也會對行動者造成的制約，並使行動者與制度選擇形成新的策略互動，從而再造成下一階段的制度變革。
(劉孟錦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