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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擴張到限縮──從刑事立法論中國大陸的死刑政策

文 / 戴世瑛律師
【台灣法律網】


導言

一般認為,大陸是世界上死刑執行最多的地區。雖然執行死刑數字,歷來被視為機密而不予公開,故不僅司法機關無從知曉,對研究者來說,更是諱莫如深。根據德國歐武夫博士早先的實地觀察,1985至1990年,大陸至少執行了3000名左右的死刑犯。另據國際特赦組織的統計,大陸是世界上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2004年執行了3400例,而世界其他國家總共才3797例。另據「大赦國際」的統計,1998年全球有37國執行1625例死刑,其中1067例發生在中國大陸,是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在2001年,至少3048人在31個國家被處決, 超過80%的處決發生在大陸(2468)。另份報告顯示,2002年大陸執行了1060例死刑(實際要高於此數),亦是該年度全球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2005年初,大陸全國人大的一名代表甚至說,大陸一年執行死刑達10000例。雖隨即被司法當局所否定,但情況的嚴重,已可見一斑(註:在人民法院的司法統計表中,死刑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數字是與被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的數字合併統計的。這些數字,每年3月將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向全國人大提出報告,並刊登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等公開出版物上。2008年3月10日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工作報告中披露,五年來中國共有七十六萬多人被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和死刑。2009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在十一屆全國人大會二次會議工作報告指2008年大陸各級法院共審結刑事案件768130件,判處罪犯1007304人,其中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罪犯159020人。據B.B.C.中文網2009年3月24日報導,國際特赦組織發表年度報告稱,排名世界前六位執行死刑數目最多的國家,有中國、美國、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拉克,其中只有美國公布了執行死刑統計數目。)。

舊制-從限縮到擴張

改革開放之初,大陸當局原欲維持”少殺慎殺”的刑事政策方向,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從其當時的刑事立法,包括:一、1979年7月1日通過的<刑法>中,宣示死刑只適用於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保留死緩、分則不設絕對死刑、限縮死刑適用的犯罪種類到僅28個;二、1979年7月1日通過<刑事訴訟法>與<人民法院組織法>,恢復了文革前用以監督死刑案件的辦案與判決品質,防止錯判與誤殺無辜的死刑複核程式,將立即執行死刑與死刑緩期執行的判決核准權分別賦予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來行使等,均看得出其抱著慎用死刑的態度。

惟因改革開放之後,人心浮動,社會治安嚴重敗壞,殺人、搶劫、強姦等重大犯罪活動猖獗。如1979年9月9日在上海市控江路江浦路口,發生一起流氓分子聚眾攻擊員警及民眾的嚴重暴力案,震驚當時社會,俗稱為“控江路事件”。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採取”從重從快”的調控政策。1979年11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彭真在全國城市治安會議中,即提出了對極少數殺人、搶劫、強姦、放火、爆炸和其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所謂”六類”案件,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實現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思路。1980年1月23日,在聽取上海公、檢、法單位匯報治安問題後,彭真指示,對現行犯罪分子,「不能從輕,要從重;不能從慢,要從快」。1981年在五大城市治安座談會上,彭真又指示,「對於兇殺、強姦、搶劫、放火、爆炸和其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現行刑事犯,目前應該繼續依法從重、從快處理,特別是對教唆犯和主犯。第一是從重,第二是從快」,鄧小平於1983年更指出,「刑事案件、惡性案件大幅度增加──原因在哪裡?主要是下不了手,對犯罪分子打擊不嚴、不快,判得很輕,──必須依法從重從快集中打擊,嚴才能治住」。1983年起,針對惡化的治安,開始發動所謂“嚴打”,從而使大陸死刑適用率快速上升。

刑事立法方面,大陸擴大死刑適用的途徑有三:一、在單行刑法通過大量增加死刑罪名。據統計, 1981至1995年間制定的25部單行刑法中,規定有死刑罪名,或對某些犯罪補充規定死刑的就有18部。由於這些規定,使大陸刑事立法中可判處死刑的犯罪,由79年刑法典原來規定的28種猛增到80餘種。換言之, 1981年到1995年,大陸平均每年增加超過3個死罪;二、確立某些犯罪無裁量餘地的絕對死刑。例如1991年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對組織他人賣淫罪、強迫他人賣淫罪之死刑,均規定「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同類的規定,還有1991年<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以及1992年<關於懲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決定>等;三、透過修法或發布司法解釋方式,下放死刑立即執行死刑的判決核准權予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速審速結,藉簡化死刑判決的生效程序,以求達到及時打擊犯罪的威懾作用,遂為大量適用死刑打開了缺口。

酷刑流弊

然而,除大量的適用死刑,引起海內外的密切關注,在人權問題上屢遭質疑外,即便1998年7月1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已頒有<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條例(試行)>,同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也頒有<人民法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試行)>。但死刑判決的標準浮濫與監督不周,還是免不了造成許多受人詬病的冤錯案件。其中有名的三個案例:一是21歲的河北青年聶樹斌,因犯強姦罪於1995年3月被石家莊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同年4月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一審判決。1995年4月27日聶樹斌被執行死刑。2005年1月18日另案被告王書金在河南落網,供出曾在河北強姦多名婦女,並將其中4人殺害。其一即是聶樹斌案中的受害人康某。王書金並承認自己是單獨作案,並不認識聶樹斌,經媒體披露,輿論嘩然,相關機關已開始復查聶樹斌案;二是佘祥林殺妻案。因一具不明身分浮屍, 1994年10月25日佘祥林被荊州地區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殺人判處死刑後,曾自己或透過家屬多次向公、檢、法機關和省、縣人大申訴陳情。但在被關押逾十一年,直到最初認定為被害人的張在玉突然返家,經重新審理,2005年4月13日佘祥林始獲宣判無罪釋放。三是滕興善殺人碎屍案。因失蹤人家屬提著一隻人的斷手報案, 1988年12月13日滕興善被湖南省懷化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名判處死刑。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核准了滕興善死刑,並於1989年1月28日執行。但判決認定的被害人石小榮,嗣經証實係被他人拐賣至山東,於1994年即與家中聯繫,現於貴州生活。2004年5月28日滕興善子女據此提出申訴,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後於2005年10月25日以再審撤銷原判決,宣告滕興善無罪。

吊詭的是,經過二十多年的下放死刑核准權與重刑立法,大陸沒有能夠實際遏止境內犯罪活動,反而出現了刑罰量與犯罪量同步增長,所謂 “兩高”的局面。1987年第一次”嚴打”結束後翌年,刑案立案數即大幅增加,1988年達82.7萬起,1989年達197.1萬起,1990年達221.6萬起,1991年達236.5萬起。1997年第二次”嚴打”結束後,發案率又從1998年的198萬起,到1999年突破達到224.9萬起。

在無法大幅減少死刑適用的情況下,97年刑法修法時,大陸立法機關仍對慎用死刑,作出了若干努力,主要表現在:一、將死刑適用條件從79年刑法的”罪大惡極”犯罪分子,改為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二、刪除已滿16歲不滿18歲的未成年犯罪可以判處死緩的規定,徹底落實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的原則。當局隨之又在1998年10月5日簽署了聯合國1966年12月16日第2200A(XXI)號決議通過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明確承諾只對最嚴重的罪行判處死刑(註:節譯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簡寫ICCPR)第6條第2款:「在未廢止死刑的國家,死刑只可適用於最嚴重的犯罪(in countries which have not abolished the death penalty,sentence of death may be imposed only for the most serious crimes)」)。然而,其死刑罪名立法過多、分布太廣、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數量甚至超過暴力犯罪(註:在1997年刑法修訂前,大陸可判處死刑之罪,即占全部刑法(含特別刑法)罪種數的29%。截至2009年2月,死刑罪名計68種,占刑法分則所規定436種罪名的15.6%,分則10章中有9章配置了死刑罪名。其中本質屬暴力犯罪的有24個,但非暴力犯罪仍規定死刑的,如走私、貪污受賄、組織賣淫、盜竊等,計有44種,幾乎是暴力犯罪種數的2倍。),極大程度地影響其文明法治形象。特別是將非暴力本質之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納入可以適用死刑的作法,等於將人的生命價值視同財物的經濟價值,嚴重貶低生命法益,與上述公約對生命權的保護目的,均不無牴觸。

相較於俄羅斯從1996年中止施行死刑以來,一直致力於廢除死刑。縱然民調顯示多數俄羅斯人支持保留死刑,其憲法法院2009年11月19日仍裁定宣布,延長死刑暫緩執行直至俄羅斯聯邦會議批准廢除死刑。過去前蘇聯與其他東歐共黨國家如烏克蘭、立陶宛、波蘭、匈牙利、捷克等亦相繼於20世紀90年代廢除了死刑。鄰近國家如此,使大陸大量適用死刑的政策,在在面臨了考驗。

新制-從擴張到限縮

在內外迫切要求改革的壓力下,2006年03月13日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現行法律沒有相關條款規定要廢除死刑,現在的政策是「保留死刑、慎用死刑」。2007年3月”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倪壽明也說,「保留死刑、嚴格控制死刑,是黨和國家一貫的刑事政策」。

於此同時,因死刑複核程序攸關死刑判決標準的寬嚴與執行數量的高低。針對過去下放死刑立即執行死刑的判決核准權予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造成死刑適用規模擴大、監督糾錯流於形式、破壞法制統一、當事人權益欠缺保障等流弊。大陸當局決定修訂死刑複核程序,由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死刑核准權。此一決定,在2005年10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了<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2004-2008)>。 2006年10月31日大陸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決定》,將該法院組織法的第13條修正為:「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並宣佈自2007年1月1起,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各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依法判決和裁定的,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該<決定>同時明確,自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過去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和<人民法院組織法>原第十三條的規定,發佈的關於授權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通知,一律予以廢止。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並發佈<關於統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權有關問題的決定>,將上述《決定》予以落實。故從2007年1月1日起,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不再享有死刑立即執行判決的核准權,死刑核准權又回歸統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此項革新,也被大陸中國法學會載列入”建國” 六十年重大法治事件(1949—2009)。

為了因應死刑核准權回歸最高人民法院後,必然產生軟硬體擴充的需求,大陸當局也開始了新蓋機關建築與增加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員額的配套工程。除了在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由原有的2個擴至5個,人員從不到70人增至250餘人。還增配了兩名分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兩名專司刑事審判工作的專職審判委員會委員。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更啟用新的刑事審判大樓,專門負責複核死刑案件的刑三庭、刑四庭亦進駐於此。可以說,最高人民法院經歷了建院以來最大規模的人事與設備重建。同時,由於全部的立即執行死刑案件都要上報到北京進行複核,也給了當地律師帶來新的業務商機。北京部分律師事務所開始充實相關人力,媒體上甚至出現了律所招聘死刑辯護律師的廣告。在樂觀之餘,大陸全國律協認為律師的辯護品質仍有必要加強,為此制定了<死刑案件辯護綱要>,對律師提供相關指導。特別是據報導,因死刑案件被告大多關押在案發地的看守所,為克服複核開庭的路途障礙,2008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首度嘗試,利用網路“面對面”的遠程視訊科技,對羈押於福建省泉州市看守所的被告蔣華全進行提訊。

重點是,統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權後,雖然實際執行死刑的具體數目仍未公開,但最高人民法院領導對外透露,大陸2007年判處死緩的人數,多年來首次超過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人數。2008年1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結案的死刑複核中,不核准的比例較大。近來不少地方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數量。又根據基層人民法院報告,2007年前5個月執行死刑的數字下降了5%。學者們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積極行使死刑複核後,執行死刑案件將下降20-30%。有人預測,由於2008年大陸承辦奧運,死刑案件將下降40%。從以上種種訊息來看,大陸實際執行死刑的人數正逐步減少。其前述揭示的”限制死刑適用,堅持少殺、慎殺,防止錯殺”的死刑政策目標也似乎實現有望。

另一個改革重心,在於更新死刑的執行方式。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規定「死刑採用槍決或者注射等方法執行」。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45條規定,「死刑採用槍決或者注射等方法執行。」、「採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的,應當在指定的刑場或者羈押場所內執行。具體程式,依照有關規定。」、「採用槍決、注射以外的其他方法執行死刑的,應當事先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其中注射執行死刑較槍決安全、快捷、無污染、可減輕死刑犯及家屬痛苦,成為改進重點。1997年,昆明市在全國率先採用注射方式執行死刑。從2008年3月1日起,成都中級人民法院決定全面廢止槍決這一傳統的死刑執行方式,取而代之以文明、人道的死刑注射執行方式。遼寧省與北京市亦將跟進,於2009年底前一律採注射執行死刑。各地中級人民法院也將陸續增購死刑注射車、建設專門死刑注射室,以作好準備,實現死刑執行方式的平等與統一。

同命不同價?

雖說在採取少殺、防止錯殺與死刑執行方式等方面,均已見到改進,惟現階段大陸死刑的定罪科刑,還存有不少的問題。像是:一、死刑量刑基準不明,何謂”罪行極其嚴重”?如同為組織賣淫,司法實踐中有判處死緩者,有判處5年有期徒刑者,量刑差距過大。所謂”罪行極其嚴重”的範圍,實有具體規範必要。二、殺一人,為何多人償命?例如曾是大陸最年輕的上市公司董事長、擁有六十多家企業、被譽為「中國股票第一人」的億萬富豪袁寶璟,因不甘合夥人劉漢炒期貨造成自己鉅額虧損,遂與好友汪興共謀殺人未遂,事後卻反遭汪興要脅。袁寶璟再教唆親戚袁寶琦、袁寶森、袁寶福擊斃汪興。案發後,傳說袁寶璟雖捐出巨額財產給國家並舉證省部級高官犯罪事實,以圖換取法院從輕發落,但2006年3月17日遼寧高級人民法院仍然判處袁寶璟、袁寶琦、袁寶森死刑立即執行,袁寶福死緩定讞。此案被害人僅一人已死,仍對全體犯罪人判處極刑,在量刑輕重上,似有斟酌餘地。三、賠錢可以免死? 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關於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五,規定「案發後真誠悔罪並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的案件,應慎用死刑立即執行」。有人即批評此等同”花錢買命”。四、犯罪所涉數額鉅大,是否就應適用死刑?如曾任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杰。因貪污、受賄共計人民幣4109萬元於2000年9月14日被執行死刑。從理性言,依經濟損失或犯罪數額決定是否適用死刑,值得反思。五、不利國際或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如目前遭大陸通緝的貪污犯賴昌星逃往加拿大,加國即以大陸不承諾不判死刑,有適用死刑危險為由,拒絕引渡。六、刑事救濟體制的配置失當,導致訴訟外救濟大行其道,處理所謂的”上訪”,竟成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要工作。根據2010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對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報告,2009年該院即接待過群眾來訪105.5萬人次。死刑核准權回歸前,一個有名的”槍下留人”案例,是年26歲的董偉,因犯故意殺人罪於2001年12月11日被延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其辯護人朱占平律師認為董偉的行為應係防衛過當,罪不致死,判處死刑有失草率,將辯護書狀呈交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卻無下文。不料2002年4月27日朱占平律師突然得悉,二審裁定維持對董偉的死刑判決,並定於同年4月28日上午10時30分執行。朱占平律師急赴北京,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李武清副庭長,緊急連絡執行法官,同時得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簽署暫緩執行命令,此時距行刑的時間只剩4分鐘。七、就監督制約的角度言,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死刑核准權後,關於死刑的具體執行,仍是依照其<刑事訴訟法>第210、211條規定,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簽發執行死刑的命令。下級人民法院於接到該命令後,在七日以內交付執行。故體制上,大陸死刑從審判、複核到執行,目前似仍集中事權,抱持所謂”解鈴還需繫鈴人”的概念,以人民法院為主體,視為司法審判權的獨立行使,不免有混淆審判權與執行權,破壞司法公正中立之嫌。若以鄰近同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地區為例鑒,如日本死刑的執行,應依據法務大臣之命令,該命令應在裁判確定之日後的六個月以內為之(日本<刑事訴訟法>第475條);或如台灣死刑裁判由檢察官指揮執行。於諭知死刑之判決確定後,檢察官應速將該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高機關核准,該核准並未規定期限,以慎重其事。執行檢察官發見案情確有合於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者,得於三日內電請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再加審核。對於司法行政最高機關的批准執行死刑,法從不設期限。實務上,最高檢察署還多次運用提起非常上訴以為救濟。可謂均是本著重視生命終極法益的立場,在三權分立的制度基礎上,藉由行政的指揮執行,防止法官專擅。相較之下,大陸在人民法院之外,對於死刑的監督制約安排,乃至於整個刑事救濟體制,仍有諸多不足與待改進之處。八、目前大陸選擇由修正程序法上的死刑複核制度著手,迂迴跳過爭議較大的從實體法上根本廢減死刑,實為一種技術性的修法,能否持續有效地控制死刑執行率,尚待考驗。有學者即認為,死刑政策上,實體法的修改應是程序法改革的前提與基礎,在死刑罪名增加,死刑案件積壓下,反而是正當化程度愈高的司法程序,將因投入維護成本大增,愈有可能崩潰。

朝向廢除死刑之路

基於近年來死刑制度的改革,另一個受到關注的議題是,大陸未來有無廢除死刑的可能?

目前普遍相信,大陸尚未具備廢除死刑條件。同時期大陸領導人的講話,例如1951年毛澤東曾說「對於有血債,或其他最嚴重的罪行,非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和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必須堅決地判處死刑,並迅即執行」。 1986年鄧小平亦表示「死刑不能廢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判死刑也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2005年3月14日大陸總理溫家寶在第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中表示,「出於我們的國情,我們不能夠取消死刑。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國家還都有死刑制度,但是我們將用制度來保證死刑判決的慎重和公正。」,均是維持死刑的政策佐證。

清末法學家沈家本在<死刑唯一說>就曾談到:”廢止死刑之說,今喧騰于歐美各洲矣,而終未能一律實行者,政教之關係也”。衡諸大陸現階段不能廢除死刑,歸納其原因,大概有:

一、面臨政、經環境快速變遷,社會治安形勢挑戰仍然嚴峻。如1982年4月10日鄧小平即直指「我們要有兩手,一手就是堅持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一手就是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沒有打擊經濟犯罪活動這一手,不但對外開放政策肯定要失敗,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也肯定要失敗。有了打擊經濟犯罪活動這一手,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就可以沿著正確的方向走」。

二、基於”治亂世用重典”的觀念,輿論偏好適用死刑。據1995年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與有關統計部門合作問卷調查顯示,95%以上受訪者支持死刑。另據2003年「網易」的調查,贊同廢除死刑的占調查上網人數15.1%,主張保留死刑的占83.3%,選擇「不好說」的占1.6%。另據2003年「新浪網」調查,有75.8%的網民主張保留死刑,只有13.6%的網民支持廢除死刑。另據武漢大學康均心教授在湖北省針對公、檢、法及有關人員所作的調研,有10.8%強烈支持死刑,56%支持死刑,16.3%中立,5%無意見,9.3%反對死刑,僅1.9%強烈反對死刑(註:在案件重大,輿情甚至可能影響左右判決結果。例如2002年4月劉湧被遼寧省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故意傷害、非法經營、故意毀壞財物、行賄、妨礙公務、非法持有槍支等多項罪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然2003年8月同省高級人民法院卻改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對此輿論一片嘩然。在改判死緩的兩個月後,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再審。同年12月22日遼寧省錦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劉湧案經再審後作出死刑立即執行的判決。宣判當日,遼寧省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即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達的執行命令,對劉湧執行死刑。盛傳,處死劉湧的命令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直接下達的,只因民意支持處死。又例如1997年8月24日曾任鄭州市公安局分局長、鄭州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公安分局政委的張金柱,駕車逆行撞上兩輛自行車,其中一位騎車的少年當場被撞死,少年的父親和自行車則被裹在車下拖行1500米,幾乎體無完膚,最後轎車被武警強行攔下。肇事者身份披露後,激起社會公憤,媒體也大肆渲染,要求判處張金柱死刑。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1997年12月3日,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時,有近萬人自發來到鄭州中院門口。法院在門口架起了音箱,直播庭審過程。1998年1月12日,鄭州中院宣判:張金柱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張金柱不服判決,上訴至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但河南高院仍認為,張金柱拖拉被害人逃逸,證據確實充分。被告身為民警,酒後違章駕車肇事,致一人死亡。為逃避罪責,又不顧另一被害人死活,在汽車拖著被害人的情況下駕車逃逸,致其造成嚴重殘疾。直至在眾多車輛追堵的情況下,才被迫停車。可見其主觀上是明知的,意識是清楚的。其行為已分別構成故意傷害罪和交通肇事罪,且手段特別殘忍,社會影響極壞,認罪態度不好,應依法從重處罰。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1998年2月26日,張金柱被執行死刑。此案至今仍被眾多學者當作“新聞審判”和“媒體殺人”的例證,認為交通肇事罪不可能判死刑,是輿論影響了司法獨立,造成了司法不公。張金柱臨刑前也哀歎:“我死在你們記者手中。”)。

三、專業看法分岐。關於死刑適用範圍,大陸理論與實務界向來有兩種對立的看法,一是主張嚴格限制死刑適用的罪名與條文,儘量減少死刑的立法;二是主張應堅持從嚴懲辦政策,廣泛適用死刑符合了中國現階段政、經與犯罪鬥爭的環境,死刑適用範圍不僅要保持目前水準,且不排除適度增加的可能。前一種觀點是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後一種觀點則獲得司法實務界與普通公民相當的支持,相當程度地影響其歷來死刑的立法。

然而,回顧1956年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代會上報告,已指出:限制死刑只適用於極少數罪大惡極罪犯、死刑案件一律歸最高人民法院判決或核准,「這樣,我們就可以逐步地達到完全廢除死刑的目的」。死刑問題專家,被學界戲稱為”胡死刑”的胡雲騰博士在1995年即提出大陸廢除死刑的百年歷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到2010年)為大幅度限制死刑階段。目標是把刑法中的死刑罪名限制在15個左右(軍職罪除外)、全部死刑案件的複核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實際適用的數量降為當時的十分之一左右;第二個階段(2010年到2050年)為基本廢除死刑階段。目標是死刑適用死刑的罪名限縮至故意殺人罪等少數幾種、每年實際適用死刑的數量降為2010年的十分之一左右;第三個階段(2050年到2100年)為全面廢除死刑的階段。達到實踐中不適用死刑、立法上不規定死刑。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趙秉志教授則認為2020年大陸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死刑問題能得到較大改觀,大部分非暴力犯罪死刑可以廢止。再經2、30年步入發達國家時,可考慮廢除死刑。他更強調,站在所謂“一國兩制”的高度和從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來看,目前香港己廢除死刑,澳門刑法沒有規定死刑,臺灣很少執行死刑。作為中國主體部分的大陸,亦應考慮儘量減少甚至在條件成熟時逐步廢除死刑。足見廢除死刑的呼籲,在大陸已獲得一定程度的迴響。

結語

自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里亞在其傳世之作「論犯罪與刑罰」中,首倡廢除死刑、嚴格限制死刑適用以來,人們不斷對死刑的功能及價值進行深刻的反思。作為一個世界大國,與公認死刑執行率最高的地區,大陸刑事政策,特別是死刑制度,當然動見觀瞻。基上,短期間內雖說大陸未具備廢除死刑的條件。但長遠以觀,其刑事政策從目前的嚴格限制死刑適用開始,配合制度修正,逐步走向廢除死刑的目標,不僅是大陸有識之士堅持的理念,也是一個可以被期待的發展方向。上述大陸死刑複核制度與執行方法的修正改良,代表著人權保障問題受到當局的重視,無疑是一得來不易,具突破性的舉措。如能抓住時機,鼓動風氣思潮,促使大陸落實嚴格限制死刑,甚至與國際接軌,走上廢除死刑的道路,則未嘗不可視為是中國法治上一項有里程碑意義的司法改革。值此台灣朝野為了死刑判決應否執行吵嚷紛擾之際,對岸相關制度的一系列變革與成效,實值得自許法治領先的我們省察與關注!


主要參考資料
正義網。http://review.jcrb.com/
中國死刑觀察網站。http://www.chinamonitor.org/
胡雲騰(1999),《存與廢:死刑基本理論研究》,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
杰羅姆.柯恩、趙秉志主編(2008),《死刑司法控制及其替代措施》,北京:法律出版社
趙秉志主編(2004),《中國廢止死刑之路探索》,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陳興良主編(2003),《中國死刑檢討》,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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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戴世瑛律師
臺灣執業律師、政治大學法學碩士、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大陸國家司法考試及格

經歷:台中律師公會大陸法令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大陸法令研究委員會委員、2005年6、7月廈門大學講授「臺灣法制概論」。2006年9、10月天津南開大學講授「臺灣法制概論」、2010年10月13-27日北京師範大學講授「區際刑法--臺灣刑事法問題」、亞洲大學「大陸法制概論」兼任講師、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中國大陸法律」兼任助理教授級專技人員。

E-mail:tai0910@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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