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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中國的和平

文 / 施正鋒教授
【台灣法律網】


壹、前言

從傳統的現實主義、還是結構性現實主義來看,台灣似乎是無法抵擋來自外部的排山倒海般和談壓力。然而,從新自由制度論來切入,不管是歐盟的建構、還是北愛爾蘭的和解,終究還是要有人能提供保證彼此安全的架構、並且提供正面的誘因。若是從建構主義來思考,一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國家/政府,勢必要小心面對如何調和內外政治勢力的「兩層級遊戲」(two-level game);具體而言,也就是「外交為內政的延長」的思維。

坦承而言,即使是你死我活的死敵,老死不相往來並非明智之舉,畢竟,雙方至少要維持起碼的溝通管道,以免彼此因為資訊誤判而起軍事衝突。然而,由於過去國共談判的經驗,讓國民黨政府心有餘悸,因而有蔣經國時代的「三不政策」。在李登輝政府初期,雖然有西和的傾向,卻因為被中國矮化,無法平起平坐,終於有「兩國論」出現。陳水扁總統上任以來,一直表達求和的意願,卻因為中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難有進展。

在這裡,我先將分別從國際體系、以及認同政治,來考察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接著,我們要了解歐盟模式對於台、中關係的啟示。再來,我們也要探究建構兩岸和平穩定架構的可能。其次,我們嘗試著由和平研究著手,以民族自決權的角度,來探索兩岸和平的願景。在進入結語之前,我們希望能實踐深化和平研究,推動與中國的和平。

貳、國際體系中的台、中關係

就國際關係、或是比較外交政策的文獻來看,影響一個國家外交政策(或是國家之間互動)的因素,一般的分法是將其歸類為國際體系、國家/社會、以及個人等三種分析層級(level of analysis);當然,也有人分為全球性(廣義的「國際」)、國與國之間(狹義的「國際」)、國內、以及個人等四種分析層級。在這裡,我們暫且以國外、以及國內因素來切入。

在冷戰結束以來,究竟國際體系如何由原本的兩極(bipolarity)出發演變,大致有兩種看法。就美國而言,在蘇聯解體以後,當然這是一個單極(unipolarity)的國際體系,也就是美國獨霸天下的局面。相對之下,其他國家對於美國這個超強是否能維持其支配性有所保留,也就是認為國際體系正在朝著多極(multipolarity)的方向發展;特別是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後,軍事力量也迎頭趕上,儼然成為當今國際社會裡頭唯一具有實力(capabilities)與美國一爭長短的國家。如果根據「權力過渡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來看,如果中國有意願(willingness)挑戰美國霸權的話,將是國際體系醞釀變動、甚至於不穩定的最主要來源。我們假設中國再未來四年尚無與美國正面交鋒,那麼,美國將還是主導國際社會運作的關鍵。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來自於外部所可能施加的影響力,除了中國的持續文攻武嚇以外,將還是以美國為核心(圖1)。
 

就美國而言,除了因為歷史因素,直接與台灣維持某種特殊的關係以外,還必須承受因為與中國交往而間接傳達對台灣的要求。自來,美國對於台、中糾紛的立場清楚,也就是應由雙方自己去解決,不願意當調人,這特別列在雷根總統的『六項保證』裡頭。不過,在克林頓總統任內,由於美國對於中國的戰略調整為積極交往,因而有各種促成「中程協定」(interim agreement)的聲音。小布希總統上任以來,雖然堅定地以「和平解決」(peaceful settlement、peaceful resolution)來回應中國的「和平統一」(peaceful unification),不過,他也提及希望台、中進行「和平對話」(peaceful dialogue),特別是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下是否有復談的誘因。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自然不能一再拒人於千里之外,以免讓世人有冥頑不靈的形象,打消任何對於台灣的一點同情。

就一個正在崛起經濟、還是軍事強國而言,中國儘管韜光養晦,或許暫且不會挑戰美國的世界霸權,不過,就亞洲、或是東亞而言,至少也要維持起碼的支配。因此,除了積極參與聯合國的運作以外,中國在領土的周邊,即使無法恢復帝王時代的藩屬朝貢局面,也要試圖要建構某種亞洲經濟共同體,以抗拒美國若有似無的圍堵。不過,從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即使中國不想與美國競爭世界霸主的地位,拋開所謂「神聖不可分裂的領土」說法,也不談有如芒刺在背的金門、以及馬祖,台灣之於中國有如古巴之於美國。

中國歷年來對於台灣所進行的戰術,無非採取文攻武嚇,也就是一方面向台灣的老百姓伸出橄欖枝葉,另一方面卻逐年增加隔海的飛彈部署,具體而言,就是將「以民逼官、以商圍政、以通促統、以野迫朝」戰術加以廣化、以及深化。近年來,中國又將其攻勢聚焦於所謂的「三戰」,也就是一體三面的心理戰、法律戰、以及輿論戰:一方面不放棄自來的武力威脅,卻又拼命擺出笑臉;再來是積極以國內法來定位台、中關係,試圖建構將來出兵台灣的法理依據。

在這同時,中國又積極向國際社會散發「和平崛起」(peaceful rising)的訊息,企圖以好人的形象,進一步在國際社會孤立台灣。具體而言,中國努力以和平來包裝其國際形象,也就是一方面強調中國在宗教、文化、以及哲學上固有的和平傳統,另一方面,又炫燿其開放改革以來所累積的經濟實力,特別是在世界各地的援助、投資、以及併購,也就是借用Joseph Nye所提出的「soft power」概念[1]。就2006年在加拿大舉行的國際和平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雙年會中,幾位中國學者在英國學者Alan Hunter的幫助之下,在「衝突化解暨和平建立」分組之下特別有一個場次(session)來闡述中國的和平崛起、以及在和平研究上的努力[2]。

 

參、認同政治與兩岸關係

如果從比較外交政策的理論來看,除了說是國內因素影響外交政治的走向以外,外部力量也會左右國內政治勢力的角力;在因素之間相互強化的情況下,暫且不說決策者如何在這種「兩層級遊戲」取得最適切的回應,連學者在分析上也很難釐清「由內到外」、或是「由外到內」的相互歸因(recursive)關係,更不用說政治人物很難壓抑的尋租性操弄。在諸多國內因素當中,又以認同政治的糾結最為顯著。

自解嚴以來,政治場域的分歧大致上表現在政黨認同(藍vs.綠)的競爭,不過,又大略與選民在族群認同(外省人vs. 本省人)、國家認同(中國人vs. 台灣人)、以及國家定位(統一vs. 獨立)等三個軸線的差異重疊(coterminous)。表面上,應該是心理層面的認同(政黨、族群、國家)影響政治態度究(統獨)(圖2的實線),然而,竟何者是因(獨立變數),何者是果(應變數),也很難論斷;畢竟,統獨的議題也有可能用來強化支持者的認同(圖1的虛線),特別是對於選民的政黨認同而言,如果不涉及族群認同、或是國家認同的話,是比較可以經過後天自我選擇而取得的;相較之下,不管是族群認同、還是國家認同,儘管可能因為本身的抉擇而確立,不過,大體還是根據父母(特別是父系社會的父親)的認同想像而來的。


我們如果暫且不論族群認同、國家認同、以及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圖2的左半部),是否有可能切斷(或至少淡化)這三種認同與國家定位的關係?首先,是否有可能將政黨認同與國家定位脫鉤?除非是法律明文禁止政黨將國家定位列為政綱、或是競選宣言,否則,在民主政治下,政黨勢必會想辦法嘗試在不同層面作最大的擴張,尤其是對於立委選而言,政黨往往為了與立場相近的友黨競爭,不能不突顯自己在意識形態上的堅持,因此,國家定位的光譜會分散得比較廣泛。此時,只要不是全部國會席次採取政黨比例制(或是政黨比例的百分比不要太高),兩極的拉扯效應該會比較小;即使在不同光譜兩端的政黨因此比較有生存的機會,然而,只要不各自發展為大黨、造成雙峰較勁的分佈狀態,只要還有其他軸線上的議題,國家定位大致不會發展為政治競逐的主軸。

如果是在總統選舉之下,長期而言,如果逐漸聚合為兩大陣營的情況下,候選人終究還是會選擇某一個軸線來對決;此時,如果國家定位被視為最重要的議題,很難想像政黨、或是候選人會選擇退縮(淡化)。如果就選民意向的分佈來看,在單峰的情況下,候選人想樣捕捉所謂的中間選民(median voter),應該不會主動打國家定位牌,除非他/她自信可以開創雙峰的局面;大體而言,我們看到的政治人物是隨著民意走,不敢主動去碰觸(變動)選民的立場。相對之下,如果民意呈現雙峰式的分佈,候選人有絕對的誘因去突顯國家定位的差異,也就是說,刻意造成政黨認同與國家定位的相互強化,甚至於刻意以國家定位來定義族群認同、以及/或是國家認同。

自從總統直選以來,在假設選民的意向為單峰分佈的情況下,總統候選人的國家定位暫時趨同(converged);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陳水扁總統的「和平穩定架構」與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暫時協定」,就簽訂和平協定的意圖來看,並沒有很大的差別。然而,就長期而言,究竟選民的國家定位是否會維持單峰,特別是在朝野對立的氛圍下?朝野政黨會不會為了作有效的市場分隔,而斷然改為採行離心式(centrifugal)的競選訴求?也許我們無力阻止政黨以國家定位來定義政黨認同,不過,我們可以讓國家定位對於族群認同、以及國家認同的影響降到最低的程度,也就是說,想辦法不要讓國家定位成為構成族群認同、以及/或是國家認同的要素;因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探討群認同、國家認同、以及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

大體而言,族群認同、以及國家認同與政黨認同一直是高度相關的,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族群認同、以及國家認同往往會左右其政黨認同的傾向(圖3的實線);相對之下,就理論而言,政黨或許不願意公開自我定義為族群政黨(尤其是對於相對上人口比例較小的族群),不過,對於政黨來說,國家認同依然是重要的選舉動員面向。因此,我們唯一比較能寄望的,就是如何降低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選民的族群認同,往往是判斷其國家認同為何的一個相當方便的預期變數(predictor),理由很簡單,因為兩者高度相關;不過,究竟兩者的因果關係是甚麼,還有待深入探究。就理論上來看,有關認同產生的解釋,大致可以歸納為原生論(primordialism)、結構論(structuralism)、以及建構論(constructivism),而族群認同應該是比較帶有原生上的性質,相對上,國家認同是二階式(second-order)的、後天的、引申式(derived)的認同;換句話說,族群認同是先天上比較難以變動,而國家認同是相對上可以經過選擇而變動,甚至於是可以操弄的。

  
不過,就目前社會科學對於認同的認識來看,大致上是以建構論為主流,也就是說,不僅是國家認同是建構出來的,連族群認同、甚至於種族/膚色的差異,都可以經過人為建構而成的;既然如此,族群認同就不會比國家認同來得更加一成不變。在這樣的了解下,政治勢力或許不方便直接塑造族群的政黨性,卻可以間接透過國家認同的掛勾,與族群認同連結在一起(圖3的虛線)。

坦承而言,一般而言,雖然族群認同大致上是建立在一些客觀上觀察得到的共同的特徵,包括血緣、語言、宗教、生活習慣、或是文化傳統,不過,更重要的是成員對於這些特色的主觀認知,而這些認知往往是高度選擇性的,相對之下,上述族群血緣文化指標的可信度,如果未經國家的制度化(譬如身分註記),其實是相當不穩定的。因此,對於族群的集體認同而言,共同享有的集體記憶/失憶、經驗、甚至於歷史,雖然看來是比較抽象,卻是更具有凝聚族群認同/族群意識的力量;而由父祖繼承而來的國家認同,雖非隱藏在基因(不管是DNA、或是HLA)裡頭,比起族群的文化指標,其實是更具有影響力。

如果說我們一時無法阻斷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聯,而國家又不該、或是不方便介入族群認同的形塑(更不用說政黨認同),那麼,對於國家認同,我們與其諱疾忌醫,不如鼓勵國人公開討論,先讓大家了解,彼此在國家認同上是有差異的,然而,再嘗試看是否有尋求共識的可能。當然,政治人物一定會擔心執政黨是否會透過教育,來推動對自己有利的國家認同,因此,適度的開放教材的多元(不管是內部、還是外部多元),還是有助於社會的建設性對話的。就長期而言,如果國家認同的分歧是無法消彌的事實[3],此時,我們希望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能夠相互切割(cross-cutting),也就是說,同樣族群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國家認同,如此一來,政黨就比較難順勢推波助瀾、運用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相互強化作用,同時,國家定位的選項也相對地會獨立於前述三種認同。[4]

 

肆、歐盟模式的思考

大體而言,陳水扁總統的想法是試圖以歐盟的統合模式,來架構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並希望能至少能在任內與對岸簽訂某種和平條約。就實質政策選項而言,我們統必須審慎考量「歐盟模式」、或是「統合論」對於台灣主權是否有所幫助、或是傷害。誠然,雖然學者對於歐洲聯盟究竟是甚麼,有不同的見解,也就是國際組織、邦聯、還是聯邦,不過,歐盟在逐漸深化、以及廣化的發展中,前提是成員國為主權獨立國家,因此,中國是否會願意接受歐盟統合的架構,也就是先承認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再進一步協商彼此要做何種統合,令人高度懷疑。

即使中國願意採取歐盟模式,那麼,不管是支持者、還是利益關係國家(美、日),一定會想要知道,到底統合是台、中之間和解的過程、還是目標?表面上,歐盟的經驗可以向國民宣示,目前國家實質主權獨立的狀況應該可以獲得對方的確認,不過,究竟統合的最終目標為何,才是眾人最關心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最終的狀態是必須被政治中國吸納而交出主權,那麼,到底會有多少人願意為了一時的維持現狀而犧牲未來?換句話說,陳總統似乎是要以不設限的(open-ended)歐盟模式來引誘中國上談判桌,同時,又以歐盟會員國主權獨立的確立來說服國人,表示自己除了並未出賣台灣的主權,甚至於要中國承認台灣的獨立,這是別人做不到的。就民主政治而言,國家定位的選項當然是可以開放的,不過,如果國家領導者、或是政黨不能提供明確方向,只願充當過渡時期的架構提供者,在彼此實力不對稱的情況下,又沒有國際組織的保障,台灣的未來主權豈不是決定於他人的善意?

相對之下,中國打算與美國「共管」(co-manage)台灣海峽的說法,有點類似於北愛爾蘭的和解方案,也就是在美國、以及歐盟出面的情況下,英國與愛爾蘭同意讓北愛爾蘭公投內部的政治安排、權力分享、以及與英愛的關係。這裡,其實是牽涉到「主權共享」(shared sovereignty)的概念,也就是英國、以及愛爾蘭如何分享北愛爾蘭的主權;此時,我們必須問,難道是要答應將台灣的主權交由中國與美國來分享?也就是說,「共管」只是一種機制,真正的結果是將台灣的主權交給他人來「共享」。

短期內,政府應該在做決定之前,趕緊研究歐盟、以及北愛爾蘭在主權共享的經驗,切勿急就章來硬套在台灣的身上。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透徹的了解,只有浪漫的憧憬、或是錯誤的類比,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中期而言,政府應該強化有關國家主權取得/確立的方式,因為,光是強調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事實獨立,並不能有助於台灣進一步取得法理獨立。政府與原住民族之間的和解,或許可以有比較建設性的啟發。

長期而言,台灣若要擺脫搗蛋鬼(troublemaker)的形象,應該要擺脫冷戰的思維,改弦更張,思考如何以和平的角度來看台、中關係。當然,若是要有政策上出現新的典範,就必須在學術上有起碼的和平研究的根基,在論述上才不會讓外人覺得是及興之作、或是左支右絀。

 

伍、和平穩定架構

所謂的「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是陳水扁(2003)總統在2003年的元旦文告中正式提出的;一年後,在「中」外記者會上,總統對於這個概念提出完整的想法(陳水扁,2004)。在最新版的《國家安全報告》(國家安全會議,2006)裡頭,「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再度成為焦點。陳水扁總統本人(2004)、以及負責中國政策的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4)對於建構中的「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已有詳細的說明,希望依據「一個原則、四大議題」來與中國進行正式談判,也就是確立和平原則、建立協商機制、對等互惠交往、建構政治關係、以及防止軍事衝突,以期待雙邊簽訂協議、達成彼此關係正常化。由此可見,在陳總統的國家安全的大戰略中,「和平穩定互動架構」是中國政策的基本軸線。

儘管如此,各方對於這樣的構思,仍有南轅北轍的詮釋。對於中國來說,這是民進黨政府為了因應2004年總統大選所提出的競選口號,是前總統李登輝的「兩國論」的舊酒新瓶,是「兩國的」架構、而非「兩岸的」和平架構,甚直於,就是「台獨架構」(彭維學,2004)。相對地,台灣本土派對於這樣的提法戒慎小心,認為在彼此的目標互不相容的情況下,即使雙邊恢復談判,也是徒勞無功(自由時報,2004)。

我們以為,就短期期而言,「和平互動架構」雖然是在大選前提出來的,然而,由於陳總統在選後的一再闡釋,也可說是因應中國的「和平崛起」、或是『反分裂國家法』的一種反制。長期而言,由於陳總統一向主張與中國簽訂和平協定,特別是由陳總統所提的以色列與埃及在1978年簽訂的『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 A Framework for Peace)來看[5],「和平互動架構」也可以視為這種期待的具體表現。

我們如果由『大衛營協定』的內容來看,其實就是在美國克林頓總統時期,為親中國的所謂美國紅軍[6]所倡議的「中程協議」、或是「暫時協定」(modus vivendi),具體而言,就是雙邊在達成中程、或是長程的全盤性協議之前,暫時性的有限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7]。

在李登輝總統時期,由於被認為有逼迫台、中談判的嫌疑,並且有違雷根總統當年的『六大保證』,台灣官方嗤之以鼻。在民進黨執政以後,經過改頭換面,協定適用的期限拉長,又再度浮現,陸委會主委吳釗燮也一度表示樂觀其成(Wu, 2005)。連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今年訪問英國、美國之際所提的主張(Ma, 2006;王寓中,2006),也不脫類似的暫時協定框架,只不過,吳釗燮主委此時認為小布希政府不會接受(Chang, 2006)。

撇開「和平穩定架構」與「中程協議」、或是「暫時協定」在名稱上的不同不說,也不去探討美國、或是中國是否會接受,我們必須先探討究竟甚麼是「國家利益」、甚至於甚麼是「國家」。在國家認同分歧、國家定位沒有共識的情況下,如何與挑戰我國主權的敵國進行談判?又如何尋求友善國家的支持?

 

陸、和平研究與自決權

「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是一門跨領域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以及心理學等等的運用學科,期許以科學的方式來研究如何獲致和平。傳統對和平的詮釋,主要是沒有戰爭、或是暴力。站在目前的和平研究角度還看,都只能算是消極的、或是「負面的和平」,例如在冷戰時期,美、蘇之間透過恐怖平衡而沒有正面衝突,然而,那種長期相互嚇阻的緊張狀態,可以算是和平嗎?如果是在暴力威脅、或在支配關係之下,即使沒有流血、或是不敢抗爭,和平只不過是奴役的同義詞,那種和平又如何?在這樣的反省下,比較積極、或是「正面的和平」,不只要儘量避免「直接暴力」,也就是流血、戰爭,更要消除「結構性暴力」,以社會公義來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也就是在肯定生命的價值、生命的尊嚴的基本前提下,如何建構一個比較好的社會結構,包括人權的保障,尤其是民族自決權被視為最基本的人權。

如何來達成和平?具體而言,我們可以進一步歸納成三類作法(圖4):較保守的目標是如何保持現狀,在衝突發生以後,如何避免近一步惡化,也就是「維持和平」(peace-keeping),或是如何「恢復和平」(peace-restoring);這是要依賴他人來義助,譬如聯合國派軍。主動的作法是要「營造和平」(peace-making),積極降低彼此的敵意,想辦法建立和諧的關係,甚至於不惜改變現狀,全力「建構和平」(peace-building)。
 

 這三種途徑恰好與國際關係的三大學派遙相呼應。首先,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和平的最佳保障就是透過軍力/實力來防止衝突的發生,也就是嚇阻;萬一衝突發生,現實主義者的對策是消極地派遣維持和平的部隊,起碼能立即終止戰爭、或是防止交戰的雙方擴大爭端,進一步期待能恢復衝突前的非戰狀態,甚至於不惜使用武力來強制執行和平,譬如「人道干預」、或是「預防性外交」。然而,如果從理想主義的觀點來看,不管是透過衝突的雙方、還是第三者,和平必須主動去營造而來,想辦法讓彼此以某種操作方式(modus operandi)來達成某種暫時協定。從建構主義的觀點來看,真的要長治久安,就必須積極去探究深層的衝突根源,並且嘗試著去重新建立彼此長期的關係。

在和平研究裡頭,自決權的實踐被認為是獲致和平的重要途徑之一。所謂的自決,是指人們想要掌握自己的前途、想要自由、不想被人宰制的期待;而自決權被視為最基本的人權。進一步而言,「民族自決權」(right to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是指每一個民族都有權利決定自己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上的安排,因此,只要一群人認為自己是一個民族,相信彼此的集體福祉必須透過國家的享有來保障,也就是想要有自己的國家,就不應該被壓制。戰後,聯合國通過的『國際公民暨政治權規約』(1966)[8]、以及『國際經濟、社會、暨文化權規約』(1966)[9]在第1條、第1款開宗明義都指出:「所有的民族享有自決權」(All peoples have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又在第2款賦予「所有民族可以自由處理其天然財富及資源」,並在第3款敦促簽約國「促成自決權的實現」;只不過,對於所謂的「民族/人們」,國際強權不願有明確的定義。

根據國際關係裡頭的理想主義,如果民族自決權能普遍獲得尊重,就不會有國內衝突、或是國際戰爭;事實上,從國際聯盟永久託管委員會(Permanent Mandate Commission)、到聯合國託管理事會(Trusteeship Council),昔日的殖民地的確是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取得獨立。不過,由過去兩百多年來的歷史來看,自決權雖然被視為普世的原則,它的實踐卻往往是高度選擇性的,甚至於是被強權用來瓦解對手的工具,譬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奧匈帝國、以及奧圖曼土耳其,同樣地,具有侵略性的國家也會利用解放居住在他國的同胞為由,搶行入侵鄰國的領土,譬如希特勒佔領捷克的蘇得台地、以及塞爾維亞人的八爪魚般擴張。

換句話說,目前國際體系既以國家為主要的運作單位,想要有自己國家的民族數目,卻遠超過當權政治菁英所願意接受的程度;除非我們能改變國際運作方式,譬如世界政府、區域邦聯、經濟共同體、或是民族國家,剩下來的不外適度增加國家的數目、或是盡量減少民族的數目,因此,民族自決權的實踐難免被視為衝突的根源。

不過,自從冷戰結束以來,儘管國際體系的經濟運作明顯地有全球化的趨勢,政治上卻日異分殊化,也就是說,民族自決的理想逐漸被國際社會尊重也就是說,適用自決的對象儼然已經不再被限制為殖民地的解放,蘇聯、以及南斯拉夫的解體為最好的例證。對於民族主義的勃興,傳統的看法是悲觀的,相信民族主義間的相互競爭註定會導致國內衝突、或是國際戰爭。究竟是因為民族自決的實踐注定要挑起紛爭,還是因為強權強力壓制自決權的實踐而引發民族衝突?我們當然反對希特勒式的民族主義幽靈重現,也就是藉口他國境內的同胞被壓迫來進行領土擴張,譬如說殘暴、貪婪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或是中國對於台灣的領土覬覦。如果我們心儀的是真正和平的境界,應該是要去支持民族自決權的普遍實踐,讓民族主義的理念與和平的企盼相互接軌,而非偽善地作選擇性適用。

自從現代民族國家出現以來,台灣人一直承受外人統治,沒有自己的國家,因此,「如何有自己的國家」一直是台灣人夢牽魂縈的目標。台灣人的民族意識發軔於日治時代的「留學生運動」。一次大戰結束後,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思想方興未艾,這些先行者接受理念感召,也受到愛爾蘭及韓國獨立成功的刺激,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要求台灣能與日本內地平等的自治。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曾經考慮未來將台灣暫歸盟國託管;日本在戰後放棄台灣,盟軍將台灣交給國民黨的中國,台灣人迄今尚未有行使自決權。

當然,有人反對台灣人有自決權,主要的理由是台灣並非殖民地,這種說法枉顧台灣至少曾經被日本殖民統治的事實。冷戰結束後,蘇聯、以及南斯拉夫提供不同的對照例子:如果蘇聯算是殖民帝國的話,南斯拉夫絕非殖民者,而是多民族(族群)的國家;然而,解體後的各國都能相繼加入聯合國。相對的,被俄羅斯佔領的車臣、以及中國統治的新疆卻不能獨立,可見,自決權還是受到制強權的選擇性詮釋所約制。終究,我們能否對於國際社會動之以情、要求行使天賦的自決權,還是端賴我們是否自認為與中國屬於不同的民族。

美國當年的『獨立宣言』(1776/7/4)[10]是這樣說的:

When in the Course of human events, it becomes necessary for one people to dissolve the political bonds which have connected them with another, . . .

 

柒、學術界的角色

有關於學術界可以扮演的角色,可以從研究、以及參與兩個層面來看。首先,就研究而言,國內學者對於和平研究這個學術領域大致生疏;其實如果我們能了解相關的概念、理論、以及規範,才能追求真正的和平。譬如說,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的政治人物想到和平,就是與非戰劃上等號,如此一來,和平被當作是失敗主義、或是懦弱的表現,當然就不會引起國人的共鳴。事實上,不管是視為途徑、還是當作目標,和平除了可以使用傳統的負面方式定義為「消除直接暴力」,也就是沒有戰爭流血,更可以使用正面的方式定義為「消除結構性暴力」,也就是沒有支配、剝奪、以及壓榨的關係。了解了和平的意義,才有可能進一步分析暴力的來源、以及獲致和平的途徑。

在台灣,「台灣人權、和平、發展教育聯盟[11]」在2001年底成立,每年舉辦「和平學研討會[12]」;另外,東吳大學透過在2004年成立的「人權學程」,每年舉辦相關學術研討會,對於和平研究有火車頭的角色。不過,儘管學者建議大學成立相關和平研究的科系、學程、還是研究中心,然而,還是停留在倡議的階段。相對之下,中國南京大學在英國學者的幫助之下,已經陸續成立相關機構、並出版專書,可以說領先我國[13]。

在短期之內,有關政府單位應該立即著手資源整合的工作,先把相關機構(中央研究院、大學、智庫)的學者結合起來,一方面以國科會的集體計畫進行串聯,一方面以學術研討會、以及學術刊物作交流的平台,以超越目前荒島式、即興式的研究。同時,教育部應該將和平研究作為留學考試的重點科目,積極鼓勵相關學科的學者到外國進修(包括北愛爾蘭、以色列、波斯尼亞、塞浦路斯、以及南非)、或是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譬如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的雙年會),並且邀請著名的學者前來講學,以便加速和平研究在國內的移植、以及發展。

就中期而言,我們應該儘快成立跨領域的和平研究中心、學程、課程、系所、學院、甚至於大學:對內而言,讓國內的百姓了解和平的真諦、以及途徑;對外而言,讓台灣成為國際和平研究的發聲中心之一。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才真正有辦法提出讓國人可以接受的和平穩定架構協定草案。當然,長期而言,除了國內的政治齟齬,我們希望能鑽研台灣與中國糾葛的根源、並提出化解彼此衝突的根本之道。

除了研究,學者也可以扮演面對面接觸的促進者(facilitator)。在過去,國內學者嘗試著以二軌的方式與中國交流,或許囿於中國所制約的框架,難有實質的突破。雖然就二階競局而言,究竟要先內後外、還是先外後內,並沒有一定的章法;不過,反躬自省,如果我們內部都無法和顏悅色對話,又如何奢求對外立場的共識?

如果政黨之間因為選舉的壓力,以致於一時尚難和解,而國人又不習慣以族群作為政治組合的單位,那麼,何妨由學者進行國內自己的二軌接觸,也就是說,在非政府組織的幫助之下,以專業人士的角色嘗試John Burton(1996)式的「問題解決工作坊」(problem solving workshop),在不受外部壓力(官方、媒體、輿論)的某個避境場所,探索內部衝突的根源何在,然後,才有可能釐出真正的化解之道。

 

捌、結語

不管如何,除非中國回頭採取關閉自守的戰略,否則,如果無法立即冒著與美國衝突的危險來併吞台灣,短期內,勢必還是要尋求如何與台灣定位。其實,中國應該老早已經尷尬地體會到,對於台灣的任何打壓,只會強化台灣百姓對於中國的嫌惡、並且加速台灣內部的國家認同凝聚。

台灣人並未捲入當年國、共之間的鬥爭,而且在國民黨的教育下,「反共」並不一定等於「反中國」。台灣人的認同在與中國的三度接觸堞w─戰前的半山、戰後的外省人、及當前台商與台胞──逐漸由中國人、在台灣的中國人、最後發展到台灣人,這是自我認同的選擇,並沒有要仇視中國的必然性。

我們以為,國人在政府積極規劃與中國對話之際,應該進行三大議題的思考:短期而言,我們與中國的經濟關係,究竟是會朝功能主義來發展,也就是降低彼此的緊張,還是會朝新重商主義所預測,恐怕會造成經濟倚賴,進而導致政治?我們的經濟體質是否有能力面對中國的政經劇變、或是操弄?除了西進、或是南向以外,是否有東擴(中南美)、超北(俄羅斯)、跳西(中亞)、或是繞南(印度)的空間?我們的社會/教育是否有心理準備?我們是否有配套的移民政策?起碼而言,我們的外籍新娘是否可以幫助培養南進的新生代?

中程而言,我們想像中的和平是何種境界?沒有爆發戰爭/維持軍事平衡、列強協力 (concert) 下的裁軍/廢武/中立?還是形成某種包含台、中在內的東亞/北太平洋安全共同體,有如歐洲聯盟、或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一般?要回答這些問題,政府必須提供必要的未來國際發展判斷,特別是美國與中國的全球性角力、以及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局勢。

長遠而言,我們究竟要與中國如何定位,特別是在中國政治民主化、以及/或是經濟富裕以後?我們是另外一個華人/漢人國家,還是一個像美澳紐加一般的多元語言/文化/族群/民族的國家?如果獲得中國的保證,台灣人是否想要另外成立一個國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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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2003。〈總統主持中華民國九十二年開國紀念典禮暨元旦團拜致詞〉。1月1日(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speak.php4?issueDate=&issueYY=92&issueMM=1&issueDD=1&title=&content=&_section=4&_pieceLen=50&_orderBy=issueDate%2Crid&_desc=1&_recNo=3)。

自由時報。2004。〈反對某些政黨附和中國策動反公投影響總統大選—對陳總統所提兩岸和平穩定架構不可懷抱幻想〉。2月4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 feb/4/today-s1.htm)。

國家安全會議。《2006國家安全報告》。台北:總統府。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4。〈兩岸簽署【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協議】說明〉。2月6日(http:// www.mac.gov.tw/big5/mlpolicy/930206.htm)。

彭維學。2004。〈“和平互動架構”實質是“台獨架構”〉。2月19日(http://tw.people.com. cn/BIG5/14811/14869/2347447.html)。

王寓中。2006。〈台灣國際參與,馬提暫行架構〉《自由時報》。3月23日(http://www. libertytimes.com.tw/2006/new/mar/23/today-p2.htm#)。

Boyle, Francis A.  2000.  “The Interim Agree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 22, No, 3 (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2501/is_3_22/ ai_66938021).

Brown, Davis G.  2005.  “An Interim Agreemen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27, No. 4, pp. 2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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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Sujian.  2006.  China’s ‘Peaceful Rise’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Ashgate.

Liberthal, Kenneth.  2005.  “Preventing a War over Taiwan.”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2, pp. 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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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rs, Denys P.  1957.  “The Names and Scope of Trea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1, No. 3, pp. 574-605.

Wu, Tiffany.  2005.  “Interview: Taiwan Supports Interim Pact with China.”  Yahoo! India News, February 24 (http://in.news.yahoo.com/050224/137/2jt9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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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於《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社、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主辦「反戰與和平權論述學術研討會」,台北,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2008/3/8。

[1] 有關soft power,見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Soft_power)。副總統呂秀蓮則稱為「柔性國力」,也就是民主、和平、以及繁榮。

[2] 見〈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获英国考文垂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http://202.119.34.35/news/show. aspx?id=84&cid=12)。

[3] 也不一定如此。譬如說,國人的「王建民現象」是否有可能擴散,將運動與國家認同結合起來?

[4] 那麼,接下來的挑戰是,如何讓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相互切割?

[5] 見http://www.jimmycarterlibrary.org/documents/campdavid/accords.phtml。類似的協定有英國與愛爾蘭在1995年簽定的『新架構協定』(New Framework for Agreement,見http://www.irlgov.ie/iveagah/angloirish/ frameworkdocument/default.htm)、以色列與巴勒斯在1995年簽定的『以巴中程協議』(Israel-Palestinian Interim Agreement on the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又稱為Oslo 2,見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 org/jsource/Peace/interimtoc.html)。

[6] 包括Harry Harding、David M. Lampton、Kenneth Lieberthal、以及Stanley Roth,特別是Lieberthal(2005)。參見Brown(2005)。

[7] 有關國際條約的一般性討論,見Myers(1957)。有關保留的觀點,見Boyle(2000)。

[8]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http://www.hrweb.org/legal/cpr.html)。

[9]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http://www1.umn.edu/humanrts/ instree/b2esc.htm)。

[10]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Thirteen Colonies (http://www.law.indiana.edu/uslawdocs/ declaration.html)。

[11] 見其網站http://peace.ls.fju.edu.tw/old/RPDEC.htm

[12] 有關歷年舉辦的研討會,見http://www.peace.org.tw/edu/conference/2003/2003_activity.htm

[13] 參見《南京大学学报》(2006/1/10)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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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施正鋒教授
學歷:美國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學系博士、美國Iowa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學系碩士、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學士
現職: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兼任教授
學術專長:政治學(國際關係、比較政治學)
文章轉載自 https://www.facebook.com/cfshih2012 http://faculty.ndhu.edu.tw/~cfs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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