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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中國的和平(上)

文 / 施正鋒教授
【台灣法律網】


壹、前言

從傳統的現實主義、還是結構性現實主義來看,台灣似乎是無法抵擋來自外部的排山倒海般和談壓力。然而,從新自由制度論來切入,不管是歐盟的建構、還是北愛爾蘭的和解,終究還是要有人能提供保證彼此安全的架構、並且提供正面的誘因。若是從建構主義來思考,一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國家/政府,勢必要小心面對如何調和內外政治勢力的「兩層級遊戲」(two-level game);具體而言,也就是「外交為內政的延長」的思維。

坦承而言,即使是你死我活的死敵,老死不相往來並非明智之舉,畢竟,雙方至少要維持起碼的溝通管道,以免彼此因為資訊誤判而起軍事衝突。然而,由於過去國共談判的經驗,讓國民黨政府心有餘悸,因而有蔣經國時代的「三不政策」。在李登輝政府初期,雖然有西和的傾向,卻因為被中國矮化,無法平起平坐,終於有「兩國論」出現。陳水扁總統上任以來,一直表達求和的意願,卻因為中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難有進展。

在這裡,我先將分別從國際體系、以及認同政治,來考察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接著,我們要了解歐盟模式對於台、中關係的啟示。再來,我們也要探究建構兩岸和平穩定架構的可能。其次,我們嘗試著由和平研究著手,以民族自決權的角度,來探索兩岸和平的願景。在進入結語之前,我們希望能實踐深化和平研究,推動與中國的和平。

貳、國際體系中的台、中關係

就國際關係、或是比較外交政策的文獻來看,影響一個國家外交政策(或是國家之間互動)的因素,一般的分法是將其歸類為國際體系、國家/社會、以及個人等三種分析層級(level of analysis);當然,也有人分為全球性(廣義的「國際」)、國與國之間(狹義的「國際」)、國內、以及個人等四種分析層級。在這裡,我們暫且以國外、以及國內因素來切入。

在冷戰結束以來,究竟國際體系如何由原本的兩極(bipolarity)出發演變,大致有兩種看法。就美國而言,在蘇聯解體以後,當然這是一個單極(unipolarity)的國際體系,也就是美國獨霸天下的局面。相對之下,其他國家對於美國這個超強是否能維持其支配性有所保留,也就是認為國際體系正在朝著多極(multipolarity)的方向發展;特別是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後,軍事力量也迎頭趕上,儼然成為當今國際社會裡頭唯一具有實力(capabilities)與美國一爭長短的國家。如果根據「權力過渡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來看,如果中國有意願(willingness)挑戰美國霸權的話,將是國際體系醞釀變動、甚至於不穩定的最主要來源。我們假設中國再未來四年尚無與美國正面交鋒,那麼,美國將還是主導國際社會運作的關鍵。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來自於外部所可能施加的影響力,除了中國的持續文攻武嚇以外,將還是以美國為核心(圖1)。

   

  

 

就美國而言,除了因為歷史因素,直接與台灣維持某種特殊的關係以外,還必須承受因為與中國交往而間接傳達對台灣的要求。自來,美國對於台、中糾紛的立場清楚,也就是應由雙方自己去解決,不願意當調人,這特別列在雷根總統的『六項保證』裡頭。不過,在克林頓總統任內,由於美國對於中國的戰略調整為積極交往,因而有各種促成「中程協定」(interim agreement)的聲音。小布希總統上任以來,雖然堅定地以「和平解決」(peaceful settlement、peaceful resolution)來回應中國的「和平統一」(peaceful unification),不過,他也提及希望台、中進行「和平對話」(peaceful dialogue),特別是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下是否有復談的誘因。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自然不能一再拒人於千里之外,以免讓世人有冥頑不靈的形象,打消任何對於台灣的一點同情。

就一個正在崛起經濟、還是軍事強國而言,中國儘管韜光養晦,或許暫且不會挑戰美國的世界霸權,不過,就亞洲、或是東亞而言,至少也要維持起碼的支配。因此,除了積極參與聯合國的運作以外,中國在領土的周邊,即使無法恢復帝王時代的藩屬朝貢局面,也要試圖要建構某種亞洲經濟共同體,以抗拒美國若有似無的圍堵。不過,從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即使中國不想與美國競爭世界霸主的地位,拋開所謂「神聖不可分裂的領土」說法,也不談有如芒刺在背的金門、以及馬祖,台灣之於中國有如古巴之於美國。

中國歷年來對於台灣所進行的戰術,無非採取文攻武嚇,也就是一方面向台灣的老百姓伸出橄欖枝葉,另一方面卻逐年增加隔海的飛彈部署,具體而言,就是將「以民逼官、以商圍政、以通促統、以野迫朝」戰術加以廣化、以及深化。近年來,中國又將其攻勢聚焦於所謂的「三戰」,也就是一體三面的心理戰、法律戰、以及輿論戰:一方面不放棄自來的武力威脅,卻又拼命擺出笑臉;再來是積極以國內法來定位台、中關係,試圖建構將來出兵台灣的法理依據。

在這同時,中國又積極向國際社會散發「和平崛起」(peaceful rising)的訊息,企圖以好人的形象,進一步在國際社會孤立台灣。具體而言,中國努力以和平來包裝其國際形象,也就是一方面強調中國在宗教、文化、以及哲學上固有的和平傳統,另一方面,又炫燿其開放改革以來所累積的經濟實力,特別是在世界各地的援助、投資、以及併購,也就是借用Joseph Nye所提出的「soft power」概念[1]。就2006年在加拿大舉行的國際和平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雙年會中,幾位中國學者在英國學者Alan Hunter的幫助之下,在「衝突化解暨和平建立」分組之下特別有一個場次(session)來闡述中國的和平崛起、以及在和平研究上的努力[2]。

 

參、認同政治與兩岸關係

如果從比較外交政策的理論來看,除了說是國內因素影響外交政治的走向以外,外部力量也會左右國內政治勢力的角力;在因素之間相互強化的情況下,暫且不說決策者如何在這種「兩層級遊戲」取得最適切的回應,連學者在分析上也很難釐清「由內到外」、或是「由外到內」的相互歸因(recursive)關係,更不用說政治人物很難壓抑的尋租性操弄。在諸多國內因素當中,又以認同政治的糾結最為顯著。

自解嚴以來,政治場域的分歧大致上表現在政黨認同(藍vs.綠)的競爭,不過,又大略與選民在族群認同(外省人vs. 本省人)、國家認同(中國人vs. 台灣人)、以及國家定位(統一vs. 獨立)等三個軸線的差異重疊(coterminous)。表面上,應該是心理層面的認同(政黨、族群、國家)影響政治態度究(統獨)(圖2的實線),然而,竟何者是因(獨立變數),何者是果(應變數),也很難論斷;畢竟,統獨的議題也有可能用來強化支持者的認同(圖1的虛線),特別是對於選民的政黨認同而言,如果不涉及族群認同、或是國家認同的話,是比較可以經過後天自我選擇而取得的;相較之下,不管是族群認同、還是國家認同,儘管可能因為本身的抉擇而確立,不過,大體還是根據父母(特別是父系社會的父親)的認同想像而來的。

 

我們如果暫且不論族群認同、國家認同、以及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圖2的左半部),是否有可能切斷(或至少淡化)這三種認同與國家定位的關係?首先,是否有可能將政黨認同與國家定位脫鉤?除非是法律明文禁止政黨將國家定位列為政綱、或是競選宣言,否則,在民主政治下,政黨勢必會想辦法嘗試在不同層面作最大的擴張,尤其是對於立委選而言,政黨往往為了與立場相近的友黨競爭,不能不突顯自己在意識形態上的堅持,因此,國家定位的光譜會分散得比較廣泛。此時,只要不是全部國會席次採取政黨比例制(或是政黨比例的百分比不要太高),兩極的拉扯效應該會比較小;即使在不同光譜兩端的政黨因此比較有生存的機會,然而,只要不各自發展為大黨、造成雙峰較勁的分佈狀態,只要還有其他軸線上的議題,國家定位大致不會發展為政治競逐的主軸。

如果是在總統選舉之下,長期而言,如果逐漸聚合為兩大陣營的情況下,候選人終究還是會選擇某一個軸線來對決;此時,如果國家定位被視為最重要的議題,很難想像政黨、或是候選人會選擇退縮(淡化)。如果就選民意向的分佈來看,在單峰的情況下,候選人想樣捕捉所謂的中間選民(median voter),應該不會主動打國家定位牌,除非他/她自信可以開創雙峰的局面;大體而言,我們看到的政治人物是隨著民意走,不敢主動去碰觸(變動)選民的立場。相對之下,如果民意呈現雙峰式的分佈,候選人有絕對的誘因去突顯國家定位的差異,也就是說,刻意造成政黨認同與國家定位的相互強化,甚至於刻意以國家定位來定義族群認同、以及/或是國家認同。

自從總統直選以來,在假設選民的意向為單峰分佈的情況下,總統候選人的國家定位暫時趨同(converged);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陳水扁總統的「和平穩定架構」與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暫時協定」,就簽訂和平協定的意圖來看,並沒有很大的差別。然而,就長期而言,究竟選民的國家定位是否會維持單峰,特別是在朝野對立的氛圍下?朝野政黨會不會為了作有效的市場分隔,而斷然改為採行離心式(centrifugal)的競選訴求?也許我們無力阻止政黨以國家定位來定義政黨認同,不過,我們可以讓國家定位對於族群認同、以及國家認同的影響降到最低的程度,也就是說,想辦法不要讓國家定位成為構成族群認同、以及/或是國家認同的要素;因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探討群認同、國家認同、以及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

大體而言,族群認同、以及國家認同與政黨認同一直是高度相關的,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族群認同、以及國家認同往往會左右其政黨認同的傾向(圖3的實線);相對之下,就理論而言,政黨或許不願意公開自我定義為族群政黨(尤其是對於相對上人口比例較小的族群),不過,對於政黨來說,國家認同依然是重要的選舉動員面向。因此,我們唯一比較能寄望的,就是如何降低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選民的族群認同,往往是判斷其國家認同為何的一個相當方便的預期變數(predictor),理由很簡單,因為兩者高度相關;不過,究竟兩者的因果關係是甚麼,還有待深入探究。就理論上來看,有關認同產生的解釋,大致可以歸納為原生論(primordialism)、結構論(structuralism)、以及建構論(constructivism),而族群認同應該是比較帶有原生上的性質,相對上,國家認同是二階式(second-order)的、後天的、引申式(derived)的認同;換句話說,族群認同是先天上比較難以變動,而國家認同是相對上可以經過選擇而變動,甚至於是可以操弄的。

 

  
不過,就目前社會科學對於認同的認識來看,大致上是以建構論為主流,也就是說,不僅是國家認同是建構出來的,連族群認同、甚至於種族/膚色的差異,都可以經過人為建構而成的;既然如此,族群認同就不會比國家認同來得更加一成不變。在這樣的了解下,政治勢力或許不方便直接塑造族群的政黨性,卻可以間接透過國家認同的掛勾,與族群認同連結在一起(圖3的虛線)。

坦承而言,一般而言,雖然族群認同大致上是建立在一些客觀上觀察得到的共同的特徵,包括血緣、語言、宗教、生活習慣、或是文化傳統,不過,更重要的是成員對於這些特色的主觀認知,而這些認知往往是高度選擇性的,相對之下,上述族群血緣文化指標的可信度,如果未經國家的制度化(譬如身分註記),其實是相當不穩定的。因此,對於族群的集體認同而言,共同享有的集體記憶/失憶、經驗、甚至於歷史,雖然看來是比較抽象,卻是更具有凝聚族群認同/族群意識的力量;而由父祖繼承而來的國家認同,雖非隱藏在基因(不管是DNA、或是HLA)裡頭,比起族群的文化指標,其實是更具有影響力。

如果說我們一時無法阻斷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聯,而國家又不該、或是不方便介入族群認同的形塑(更不用說政黨認同),那麼,對於國家認同,我們與其諱疾忌醫,不如鼓勵國人公開討論,先讓大家了解,彼此在國家認同上是有差異的,然而,再嘗試看是否有尋求共識的可能。當然,政治人物一定會擔心執政黨是否會透過教育,來推動對自己有利的國家認同,因此,適度的開放教材的多元(不管是內部、還是外部多元),還是有助於社會的建設性對話的。就長期而言,如果國家認同的分歧是無法消彌的事實[3],此時,我們希望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能夠相互切割(cross-cutting),也就是說,同樣族群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國家認同,如此一來,政黨就比較難順勢推波助瀾、運用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相互強化作用,同時,國家定位的選項也相對地會獨立於前述三種認同。[4]

 

肆、歐盟模式的思考

大體而言,陳水扁總統的想法是試圖以歐盟的統合模式,來架構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並希望能至少能在任內與對岸簽訂某種和平條約。就實質政策選項而言,我們統必須審慎考量「歐盟模式」、或是「統合論」對於台灣主權是否有所幫助、或是傷害。誠然,雖然學者對於歐洲聯盟究竟是甚麼,有不同的見解,也就是國際組織、邦聯、還是聯邦,不過,歐盟在逐漸深化、以及廣化的發展中,前提是成員國為主權獨立國家,因此,中國是否會願意接受歐盟統合的架構,也就是先承認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再進一步協商彼此要做何種統合,令人高度懷疑。

即使中國願意採取歐盟模式,那麼,不管是支持者、還是利益關係國家(美、日),一定會想要知道,到底統合是台、中之間和解的過程、還是目標?表面上,歐盟的經驗可以向國民宣示,目前國家實質主權獨立的狀況應該可以獲得對方的確認,不過,究竟統合的最終目標為何,才是眾人最關心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最終的狀態是必須被政治中國吸納而交出主權,那麼,到底會有多少人願意為了一時的維持現狀而犧牲未來?換句話說,陳總統似乎是要以不設限的(open-ended)歐盟模式來引誘中國上談判桌,同時,又以歐盟會員國主權獨立的確立來說服國人,表示自己除了並未出賣台灣的主權,甚至於要中國承認台灣的獨立,這是別人做不到的。就民主政治而言,國家定位的選項當然是可以開放的,不過,如果國家領導者、或是政黨不能提供明確方向,只願充當過渡時期的架構提供者,在彼此實力不對稱的情況下,又沒有國際組織的保障,台灣的未來主權豈不是決定於他人的善意?

相對之下,中國打算與美國「共管」(co-manage)台灣海峽的說法,有點類似於北愛爾蘭的和解方案,也就是在美國、以及歐盟出面的情況下,英國與愛爾蘭同意讓北愛爾蘭公投內部的政治安排、權力分享、以及與英愛的關係。這裡,其實是牽涉到「主權共享」(shared sovereignty)的概念,也就是英國、以及愛爾蘭如何分享北愛爾蘭的主權;此時,我們必須問,難道是要答應將台灣的主權交由中國與美國來分享?也就是說,「共管」只是一種機制,真正的結果是將台灣的主權交給他人來「共享」。

短期內,政府應該在做決定之前,趕緊研究歐盟、以及北愛爾蘭在主權共享的經驗,切勿急就章來硬套在台灣的身上。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透徹的了解,只有浪漫的憧憬、或是錯誤的類比,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中期而言,政府應該強化有關國家主權取得/確立的方式,因為,光是強調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事實獨立,並不能有助於台灣進一步取得法理獨立。政府與原住民族之間的和解,或許可以有比較建設性的啟發。

長期而言,台灣若要擺脫搗蛋鬼(troublemaker)的形象,應該要擺脫冷戰的思維,改弦更張,思考如何以和平的角度來看台、中關係。當然,若是要有政策上出現新的典範,就必須在學術上有起碼的和平研究的根基,在論述上才不會讓外人覺得是及興之作、或是左支右絀。

 

伍、和平穩定架構

所謂的「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是陳水扁(2003)總統在2003年的元旦文告中正式提出的;一年後,在「中」外記者會上,總統對於這個概念提出完整的想法(陳水扁,2004)。在最新版的《國家安全報告》(國家安全會議,2006)裡頭,「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再度成為焦點。陳水扁總統本人(2004)、以及負責中國政策的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4)對於建構中的「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已有詳細的說明,希望依據「一個原則、四大議題」來與中國進行正式談判,也就是確立和平原則、建立協商機制、對等互惠交往、建構政治關係、以及防止軍事衝突,以期待雙邊簽訂協議、達成彼此關係正常化。由此可見,在陳總統的國家安全的大戰略中,「和平穩定互動架構」是中國政策的基本軸線。

儘管如此,各方對於這樣的構思,仍有南轅北轍的詮釋。對於中國來說,這是民進黨政府為了因應2004年總統大選所提出的競選口號,是前總統李登輝的「兩國論」的舊酒新瓶,是「兩國的」架構、而非「兩岸的」和平架構,甚直於,就是「台獨架構」(彭維學,2004)。相對地,台灣本土派對於這樣的提法戒慎小心,認為在彼此的目標互不相容的情況下,即使雙邊恢復談判,也是徒勞無功(自由時報,2004)。

我們以為,就短期期而言,「和平互動架構」雖然是在大選前提出來的,然而,由於陳總統在選後的一再闡釋,也可說是因應中國的「和平崛起」、或是『反分裂國家法』的一種反制。長期而言,由於陳總統一向主張與中國簽訂和平協定,特別是由陳總統所提的以色列與埃及在1978年簽訂的『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 A Framework for Peace)來看[5],「和平互動架構」也可以視為這種期待的具體表現。

我們如果由『大衛營協定』的內容來看,其實就是在美國克林頓總統時期,為親中國的所謂美國紅軍[6]所倡議的「中程協議」、或是「暫時協定」(modus vivendi),具體而言,就是雙邊在達成中程、或是長程的全盤性協議之前,暫時性的有限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7]。

在李登輝總統時期,由於被認為有逼迫台、中談判的嫌疑,並且有違雷根總統當年的『六大保證』,台灣官方嗤之以鼻。在民進黨執政以後,經過改頭換面,協定適用的期限拉長,又再度浮現,陸委會主委吳釗燮也一度表示樂觀其成(Wu, 2005)。連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今年訪問英國、美國之際所提的主張(Ma, 2006;王寓中,2006),也不脫類似的暫時協定框架,只不過,吳釗燮主委此時認為小布希政府不會接受(Chang, 2006)。

撇開「和平穩定架構」與「中程協議」、或是「暫時協定」在名稱上的不同不說,也不去探討美國、或是中國是否會接受,我們必須先探討究竟甚麼是「國家利益」、甚至於甚麼是「國家」。在國家認同分歧、國家定位沒有共識的情況下,如何與挑戰我國主權的敵國進行談判?又如何尋求友善國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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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施正鋒教授
學歷:美國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學系博士、美國Iowa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學系碩士、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學士
現職: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兼任教授
學術專長:政治學(國際關係、比較政治學)
文章轉載自 https://www.facebook.com/cfshih2012 http://faculty.ndhu.edu.tw/~cfs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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