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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選舉魔咒的困境-台灣選舉主義悖論解析(中)

文 / 侯武勇教授
【台灣法律網】


三、選舉的人為因素:社會失靈必然造成政府失靈

(一)「人民」是誰?誰的「民意」?代表多少選民?

常被民代們朗朗上口的人民或「大家」、「全民」是否包括你我他?正確的問:到底代表多少人?三五人?千萬人或億萬人?問題的精確答案顯然會因人而異並且定義非常模糊,甚至會被習慣性誤解或隨興誇大!民意政治既被公認是民主政治和責任政治的基礎,因此成敗關鍵也就在於該民意是否具有真實、全面的代表性。

由於民意來自抽象民眾心理偏好(民之所欲)的具體訴求,為此,公共政策、社會輿論無不強調民意,進而言必民意云云。但在現實生活中,如同「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的歷史經驗,不管是個別民意或集體民意,它未必全然都神聖偉大或均屬荒謬民粹,差別只在於:國家全民素質和政治社會文化的理性程度優劣。由於個體民意並不等同集體公義(Justice),實質正義也就未必符合程序正義。受到類似民調問卷背景變數限制,朗朗上口的民意用語,其實乃多半截自片斷的模糊民意而並不具有任何「精確」代表性。因此民代、官員、民嘴等公眾人物所宣稱的民意,嚴格地說,除了法律共識外,充其量都是部分或特定民眾的少數意見而非「全體民意」。換句話說,約定成俗的民意用語(或大家、全民),仍是抽象的不確定法律概念,雖然常被誤導或視同全民或多數意見,但事實上卻不包括刻意被故意忽略的沉默大眾和非主流意見!參照美國學者凱伊(V. O. Key)、蘭尼(A. Ranney)的通俗解釋,「民意」就是受到政府所重視的民眾意見,並且只代表官方或輿論已納入考慮的部分私人或特定團體意見而已。【21】 正因為如此,為了讓政策符合真正民意需求並且務實可行,任何公共政策或朝野輿論,都應該力求自律並且尊重那些沉默民眾和非主流民意(少數異見)。再者,有別於普通選民的自由「無償」投票義務,既然每一位「支薪」公職民代或官員都是公法契約上「自願承諾」(或宣誓)忠實履行本國公法義務的「自然人」,那麼,任期內就更應該依法堅守「善良管理人」(prudent administrator/good manager)專業本職,亦即:必須「完全稱職」而別無選擇!

水平不流,人平不語。國家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礎,只在於能否解決或具體改善「不患寡而患不均(公),不患貧而患不安」的安居樂業問題。為獲取選票,民代及官員無不公開宣稱「關懷民眾,勇於任事,為人民謀求最大福祉」。【22】 然而,上有對策下有對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專職民代與官員也都同時具有選民身分,因此表面上,「有給職」的民代、官員義務雖與「無給職」的普通選民截然不同,但實務運作中的民代、官員、選民角色卻是交相制約並且互為因果,甚至利益相左而各有盤算。一流選民當然選不出三流民代,否則將很難有效監督政府(官員)。有鑑於此,西方學者無不針對極端民粹型選舉主義,諸如希特勒式的民主勝選結果,心懷戒懼而默許寧缺勿濫。至於為求勝選不擇手段所伴隨的相對風險和龐大社會成本,歐美相關實證研究論述則早已汗牛充棟,不勝枚舉。然而當社會充斥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卻又無能為力時,那麼,所謂的「體制內」法令規章和約定,隨時都可能瞬間失靈或局部崩壞(侯武勇 2012)。

(二) 民主選舉的理性選擇風險:積非成是、民粹治國的「負負得正」邏輯悖論

溯自18世紀法國孔多塞(M.Condorcet)的投票悖論(The voting paradox)並對照1948年美國阿羅(Kenneth J.Arrow)「阿羅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的投票悖論研究結論與假設後得知,二者都大同小異。說白了,當「一人一票」,在候選人為「三」和至少兩名選民時,就無法正確萃取民意也無法正確表達民意。並且隨著候選人、選民的增加,「程序民主」必將越來越偏離「實質民主」。亦即,欠缺實質意義的民主投票結果,只會變成金玉其外的「假民主」。正因為如此,薩謬爾森(Samulson)的占優策略(dominant strategy)觀點才會拆穿民主投票所忽略的人為詐騙邏輯:「對每個人來說,若是符合自我利益的時候,會發出錯誤的信號」,也就是說兵不厭詐,爲了自己利益,人人都可以說謊以便獲利,更露骨地說,民主投票的候選人為求勝選,總要選擇並且爭取對自己最有利的致勝策略和最佳結果,必要時,還可以排除道德因素而「說謊」!【23】 後來,就算1970年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 為破解「阿羅不可能定理」之謎而首創調整序列的有效解方,但是唯一假設前提卻必須是:如果「能夠為了追求一致性而確實願意改變、忽略、犧牲個人偏好次序」才有可能!1931年西方學者哥德爾(Kurt Godel)的「不完備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已然證實「任何數學公理都無法排除邏輯悖論」。由於投票計算仍有數學本質,所以選舉行為也就必定受到投票悖論的微妙制約。難怪「人為因素」才真正是營造各國民主選舉魔咒的原始基因。【24】

民主和選舉制度都很像合法定期聚賭的全民運動而充滿「爾虞我詐」的荒謬理性選擇風險。倘若應用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常識便不難推論:任何官員或民代,只要掌權者「信心超過能力」,不稱職結果就是鐵律!誠如上述理性檢討修憲後的台灣社會紛擾現象,無不是咎由自取的結果。反省台灣解嚴後,不但主流民意逐漸默許官方冷藏建國的三民主義,朝野更偏離一中憲法原則和國父遺教精神。殊不知,早在1924年國父孫中山就主張公務人員、青年學生、黨員、和軍人,不應享有完全自由權利才可換取全民自由。說白了,就是要求國家公務員、在學學生、革命黨員為了國家利益,必須先自我約束個人自由以便確保全民自由 (侯武勇 2011)。倘若對比兩岸及各國上述現況,利弊取捨之間,已然高下立判。因為當國家官員、民代、學生濫權成為可能,則百業選民集體營造政府國會失靈共業就是必然!【25】
 
客觀反省終止動員勘亂後的30年台灣民主化歷史,我們將不難察覺,在競逐廣告行銷的選戰叢林法則下,台灣從政者為求勝選,政見無不光鮮亮麗,但當選後卻大多輕諾寡信,甚至每逢選舉,候選人便大開公共建設支票並且習以為常,樂此不疲。例如:淡江大橋和金門大橋就曾列為台灣頂級「選舉浮橋」,地方人士戲稱此橋「選前浮起、選後沉沒」。【26】

「這兩座空中大橋在歷次大選中載浮載沉約20年,前後歷經四次總統大選、五次立委、縣市長選舉,每次選舉都成為主打的競選支票。每位總統、縣長候選人選前都說『一定要建』、但當選後『一定不建』…選舉浮橋的例子,可以觀察台灣的選舉亂象,政治人物『亂開支票』或『亂花鈔票』,都是選舉支票『開後不理』的後遺症」(聯合報 2015年8月13日)。

不容否認,由於政府長期偏離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百分百「漲價歸公」政策,事實上早已等同默許炒房囤屋歪風,加上選舉政見往往「說一套,做一套」,淪為類似商品「廣告不實」騙票工具,為此,學者張金鶚便再三剖析,並提醒台灣選民要「聽其言觀其行」:【27】

「…當房子已失去原本『居住使用』的目的,而成為『投資賺錢』的商品,候選人不願面對住房的根本問題,…暫且不論政策大方向,人民更不希望看到選舉政見只是口號,政見能否落實才是關鍵。過去太多經驗顯示,選前說一套,選後作另一套。例如:市長候選人簽名承諾南港瓶蓋工廠要全區保留,市長當選後就承認錯誤,無法實現,令人遺憾。」(聯合報 2015年11月24日)。

羊毛出在羊身上。 除了當選跳票外,還有一種當選後被兌現卻又毫無效益可言的選舉支票,像是:興建沒有船的遊艇港、閒置多年的飛機場等蚊子館建物,或者經由立法手段,要求官方編列形同政策買票固樁的各項「非必要」社福津貼預算。社會現況則是: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負面影響波及,資本不但被少數人壟斷,資源分配的兩極化更已然長期造成各國貧富階級對立和社會衝突而見怪不怪。如以全球民主選舉典範的美國為例:10%富人已掌握美國50%以上財富,而底部50%的人卻只佔財富20%。預估2030年可能變成10%富人掌握全美60%財富。經濟學家皮凱提的《21世紀資本論》,的確詮釋了從歐美到台灣,為何受薪階級與青年、貧窮階級都要用「抗議投票」來表達集體憤怒的主要原因。

解鈴還須繫鈴人。倘若理性思考,我們將不難明白以下的簡單因果邏輯:假設政府官員都善盡職守,試問,類似美國華爾街肥貓們又豈能與官商勾結,翻雲覆雨?問題關鍵當然並非單一的市場失靈現象,或純屬舞動「世代正義」大旗下的貧富階級矛盾。它應該是,也必定是,由社會長期縱容少數不稱職的官員惡行造成:包括「用三流技術解決一流問題」的政府失靈結果。反之,包括先透過民代成功遊說立法,然後再長期暗助黑心企業合法綁架政府賺取暴利的市場失靈亂象在內,又豈可在全球大興其道?這就難怪連國際輿論都看不下去:

「…很多消費者心想,自己只不過買了一條口紅,怎知成了壓榨童工的共犯結構一環?但更多的共犯結構者,不是出於無知。同一版面的新聞報導,臉書的英國分公司去年進帳超過台幣50億元,繳稅卻僅22萬元;原來公司以分紅方式讓員工每人平均進帳超過千萬台幣,而這樣的作帳方式卻讓帳面虧損,故僅繳最低稅負,對英國國庫貢獻甚至低於一名勞工。這故事聽來何等熟悉!台灣電子業等高科技產業在興盛期,造就出多少身價不菲的科技新貴,公司和員工收入都高到令小老百姓不可想像,卻持續躲在獎投條例、促產條例、產創條例等由政策明白賦予的「避稅條款」之下。業界遊說立法成效驚人,但從社會公義角度看,說得過去嗎?」(黑白集  2015年10月14日 《聯合報》)

理論上,當選民代和考試任用官員應該都是「為人民服務」的賢能精英,歷史上也只有確實依法為民喉舌的民代和國家公僕,才可能贏得全民尊敬。依法行政的文武百官原本形同守護公義天使和執法先鋒。所以當國家公僕出現貪腐怠惰,民心向背的投票教訓就是必然。

檢討每在血淚後,回顧歷年官場弊案,以及諸如塑化劑、黑心油、空難、高雄氣爆、八仙塵爆等駭人聽聞和層出不窮的公安、食安、國安社會災難,「人禍」既然是元凶,則為民喉舌的各級公職民代,除非能舉證已然依法善盡監督施政責任,否則同樣都難辭其咎!至於譽稱亞洲民主化典範的台式選舉成果,則早已讓台灣選民如同陷入投票悖論(paradox)泥淖般進退兩難,甚至不知所措。為此輿論就曾公開質疑:

「這幾十年來,一天到晚在投票,在選自己的代表,不管他叫議員或立委;在選自己的總統,投票決定自己的領導人,然後就用所有的力量去毀滅總統與政府的信譽,否定議會的存在,然後說,人民的聲音最大,逼迫沉默的人跟隨嘶吼的聲音,不容質疑所謂『主流意見』,這種假民主之名的威權靈魂一直在我們社會中盤旋,只是我們不肯誠實面對而已」(游其昌 2015年8月11日 《聯合報》)。【28】

(三) 選民不認同三民主義誰之過:誰背叛一中憲法?誰欺騙選民?

我們大概也很難想像或對外人明確解釋,為何擁有近30年定期選舉的台灣民主化經驗,在「體制內」竟然無法理性討論解決爭議,甚至非要爭取另設「體制外」任務編組來鵲占鳩巢,或者一定要見到群眾走上街頭集體抗爭,民代官員才可能介入調處?【29】 毋庸否認,說來說去,最後還是離不開「人民是否對國家憲法普遍缺乏認同」?簡言之,必須先要有單一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憲法認同(constitutional identity)公民基礎,辦理國家公職民代選舉才有實質意義,反之,自稱公民卻不認同體制內的國家民族和憲法,則該選舉實際上已然變成與外交主權無關的地方民眾投票活動、政黨連署工具。台灣解嚴後結束動員戡亂和兩岸敵對關係,才能行憲迄今,然而兩次政黨輪替,仍有獨派政黨及選民,針對以上客觀現實及一中憲法存疑或反對。假設理性面對大陸〈反分裂國家法〉和美國〈台灣關係法〉的國際現實變數與國安疑慮,台灣社會輿論、學者專家都曾經嚴肅呼籲:

「民進黨將『中華民國憲法』史觀視為『大中國』史觀,以此為由要求執政六縣市抵制歷史課綱,表面上的爭議是歷史課綱,實質上的爭點是憲法認同問題。…根據憲法,台灣與大陸,都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只是台澎金馬是自由地區,而對岸是大陸地區。兩岸既同屬中華民國,自然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從中華民國現行的憲法論,這是無庸爭論的。民進黨反對歷史課綱回歸中華民國憲法進行的調整,究其實,反對的是中華民國憲法中的規範,也可以說是反對憲法所蘊含的史觀。在民主社會,對憲法也不是不可以反對,只是基於憲政秩序的安定性,在憲法透過合法的程序修正前,很抱歉,即便反對,還是應該遵守憲法。」(陳長文 2014年2月10日 《中國時報》)。

毛澤東有一點說得妙:「階級矛盾,一抓就靈」。包括兩岸統獨敏感議題在內的民族認同偏好與台灣貧富差距社會問題,就同樣可以用階級矛盾概念來詮釋或深入理解。譬如,全然有別於歷史上其他沒有內部統獨問題衝突的正常國家,解嚴後的台灣所有大型選舉活動,朝野政黨與選民,針對涉及民族意識的國家憲法認同異化問題,或對日據殖民抗戰歷史的跨代傷痕記憶,無不心懷疑懼,每逢中央公職選舉便會如同緊箍魔咒般陷入統獨泥淖的全民內鬥運動。

「…民進黨還在討論是否凍結《台獨黨綱》,李登輝說「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陳水扁說「中華民國是什麼碗糕」,蔡英文也說過「中華民國是流亡政權」。且不談民進黨公職人員早年拒在國旗下宣誓,大家也都不會忘掉正名制憲的狂風暴雨,『一邊一國』也仍是民進黨的黨中之黨,至今民進黨的集會仍看不到一面國旗。天下有這樣的『一直』嗎?有這樣的『捍衛』嗎?…. 陳水扁還曾以總統身分親自主持過八次國慶大典,當年阿扁總統公開說過:『我誓死捍衛中華民國!』但這一頁也早就翻過去了。民進黨豈曾『一直捍衛中華民國』?上台時抬出『四不一沒有』,下台則回到台獨黨綱。且不論上台下台,皆是一手持台獨黨綱,一手對陳雲林搖中華民國國旗…」(黑白集  2015年9月10日 《聯合報》)
   
問題是,台灣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後,倡導台獨建國理想的政黨精英便已長期公開向台灣民眾宣揚諸如:不認同中華民國國旗、國歌,並且公開否定大陸國民政府退台後長期防衛建設的統治正當性,因此歷經李登輝、陳水扁政府七次修憲至今,原憲法「反獨促統」的「因應國家統一前」終極統一基調,已逐漸成為片面「不統」不獨不武的維持現狀。因此就算政黨輪替後時空背景迴異,短期內,台灣民眾大概也很難再從「不統、反統」轉回一中憲法的「促統、漸統」維持現狀共識。果真如此,則無論政黨顏色,顯然均未遵照國家憲法全力指導台灣社會輿論!還是那句老話:「一個巴掌拍不響」。本文認為朝野針對以上認同困境的責任分攤,至少「七三開」或許尚稱合理(執政黨責任七成,在野黨監督責任三成)。每當官員民代面對國旗、國父遺像、國父遺囑時,莫忘三民主義應猶在,超越黨派服務是公僕。民間政治團體的剛性黨紀根本不該凌駕民意,尤其在未修法前,任何政黨都必須完全服從法律而非黨紀(侯武勇 2010)。

總統直選後,兩岸關係在三位總統任內連續翻轉,開始全面偏離「憲法前言」的國父遺教、三民主義路線毋寧套用美式新自由主義概念並推行台式民主選舉制度。20年來,由於幾乎年年選舉,國力每況愈下。然而,更為嘲諷者,2015年7月22日,經由全民直選、在位12年、曾被美國《時代雜誌》稱作「民主先生」的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卻在卸任15年後前往日本眾議院公開發表類似辱國演說。日本《產經新聞》大幅報導:「李登輝說國民黨政權是外來政權。因為國民黨之長期統治造成了台灣人之獨立意識。他說,他絕對不同意『一個中國』。所以他在總統任內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制定統一綱領是假的,是要騙人的。」(陳鵬仁 2015)。以日本為祖國的李登輝雖然坦承當年是為掩人耳目才制訂〈國統綱領〉,後來被陳水扁政府廢止,【30】 但是在憲法增修條文追求國家統一原則下,「一個中國」主幹的枝繁葉茂客觀事實早就被國際公認,至於問題關鍵則仍在於:未來兩岸人民能否換位思考進而彼此包容?

此一台式民粹選舉主義所衍生的負面效應,當然會被部分台灣社會輿論公正批判或公開呼籲,希望台灣不應該繼續連年選舉,再導致重大政策停擺!譬如2010年譽為「台灣良心」的前衛生署長楊志良便在《蘋果日報》發表「頻繁選舉、禍國殃民」的書面聲明指出:

「連年選舉,割喉競爭,為求勝選,即使對多數人有利的政策,恐少數人受影響,選票流失,因而筢步。僅三數名立委補選,上至總統都得前往輔選造勢,因『沒有政權,一切免談』。政治人物常因此置國家政務不顧。只要選舉,各部會重要政策就得停擺,不利國家長遠發展。」(楊志良 2010年3月10日 《蘋果日報》)。

民主當然需要高度理性的社會才足以正常運作。也許真正讓國人無奈而不安的,卻始終都是「基於勝選因素」和持續「自我感覺良好」的台式民主政客傲慢心態。為此,快人快語的楊志良2015年5月乃不厭其煩,再度公開投書媒體,率直痛陳:

「民主制度被公認為世界上最佳的政治制度,然而實施民主制度的國家,特別是資本主義下的民主國家,民不聊生、動亂頻仍、種族間殺伐不斷者,比比皆是。印度、菲律賓、印尼、泰國,皆是實施選舉的民主國家,但人民過得並不怎麼樣;烏克蘭是內戰不已;至於美國扶植的伊拉克與阿富汗,一人一票不過是個笑話。台灣算是奇蹟,實現民主的過程中並未血流成河,且享受了數十年的經濟繁榮,然而民主治理的危機也不斷浮現。自從解嚴以來,雖然選舉制度逐漸成熟,已大致受到民眾信任,言論自由也早為國際認同,但藍綠惡鬥,「利」委掌握國會,財團媒體治國,立法過度凌駕行政,人才紛紛跳船,不論政府施政或經濟發展,皆不斷弱化。…因此民主需要高度理性的社會。目前美國政黨惡鬥,財團控制國會,1%對99%,美國有志之士,包括前副總統高爾,都認為一人一票也無法扭轉美國的惡質民主。」(楊志良 2015年5月18日 《天下雜誌》)

言之諤諤,聽之藐藐。台式民主的選舉魔咒困境,並沒有因為主流民意追求民粹治國時尚而確實讓官員、民代們得到深切教訓,或因此從善如流,完全依法行政!台灣媒體報導,不滿2016年大選前行政院未經健保會討論,片面決定調降保費並且宣布調高補充保費課徵門檻的討好選民、違反程序正義作法,楊志良直批行政院帶頭違法,若說沒選舉算計,簡直「連鬼都不相信。」:

「…楊志良表示,二代健保上路時,特別參考德國設立『健保會』,由各界利益關係人代表共同管理全民健保;且健保法第五條規定,健保會討論協定不成,才由衛福部長裁定或報請行政院核定。不過,行政院未經健保會討論,擅自決定調降保費,違法又不尊重人民代表,「連選舉操控都不會。」(吳佳珍  2015年10月19日 《聯合報》)

因果不空,得失相對。其實以上問題重點卻並不在於楊志良的仗義直言,獲得社會共鳴,而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因果邏輯卻不幸一語成讖。畢竟,我國憲法的「國民經濟」專章早就確定民生主義經濟乃「中間偏左」的均富經濟路線,而有別於信仰資本主義自由化、市場化、民營化(私有化)萬能的英美式「中間偏右」貧富兩極路線。本文堅信,包括楊志良詬議行政院帶頭違法在內的許多台灣社會輿論撻伐亂象,其實都與朝野「自我感覺良好」的多年台式民主選舉制度結構文化互為因果,息息相關。在這種類似民粹治國文化結構下,朝野政黨早已默許經濟政策公然違背上述憲法精神和民生主義路線。2014年5月,前司法院長賴英照便為此撰文剖析:「…憲法標舉均富社會,而『經濟國際化,貿易自由化』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政策。本質上,這是資本主義的體制,凸顯『憲法向左,政策往右』的落差。…憲法的本文有關『國民經濟』政策占了10條,但現實生活中,卻沒有發揮根本大法的作用。…憲法精神是漲價歸公,但民國61年11月以後,土地增值稅的稅率就不再是100%。此外,以每年一次的公告土地現值做為課稅基礎,年初買地,年尾賣地,獲利豐厚,因為公告土地現值並未調整,所有的增值利益都不用課稅。這種情形,也不符合憲法意旨…」(賴英照  2014)。2014年7月17日,學者林火旺亦在網路撰文分享,論述邏輯則切中時弊要害,一針見血:

「國民黨對不起孫中山,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裡主張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漲價歸公,這是標準社會主義的論點。但現在國民黨執行的政策是資本主義,造成貧富差距擴大、階級對立、仇恨,這也是太陽花學運能量的主要來源。國民黨應該回到孫中山「天下為公」的理念,重正義而不是利益,才能振衰起蔽。」(林火旺  2014年7月17日 13:44新浪網)

然而2015年備受2016年總統、立委選舉在野黨壓力的執政者國民黨,卻並沒有真正虛心檢討或謙卑自我反思。2014年11月29日台灣縣市長選舉慘敗的主要原因,其實就是執政黨及官員在民粹主義氛圍下,多年來並沒有善盡指導社會輿論責任,以及長期不再公開倡導認同三民主義憲法的國民經濟常軌,才因此逐漸失去民心!尤其別忘了,既然目前中華民國治權仍及於福建省連江縣並退守「台灣省」,為何包括中國國民黨在內的「中國」通俗詞語或類似「我也是中國人」的生活用語,竟可視同「敵我標籤」噤語?國共內戰早已結束,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也在25年前就廢止。國家統一前,兩岸人民當然都是光明正大的中國人,有何不妥?何況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簡稱中國)有何不當?試問,現年104歲的中華民國,假設先自我放棄簡稱「中國」話語權,豈不公然否定目前一中憲法宗旨和憲法增修條文「前言」?除了駁斥在野黨為求勝選所長期誤導民粹混淆「國家民族認同」和「一中憲法認同」的以下社會輿論質疑外,歷任執政黨也理當謙卑反省:是否當年「本黨」也曾經「不積極倡導」全民認同三民主義憲法(尤其是民生主義),而應該先扛下70%主政失職責任?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連故總統蔣經國都認同「我是台灣人我也是中國人」,那麼,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下的中華兒女,誰又不是中國人?【31】

「全代會未處理台獨黨綱,顯示民進黨要把台獨黨綱的問題帶進後2016年。其實,在2014年太陽花事件發生前,民進黨內主張轉型的分貝並不低。有謝長廷的『憲法共識』、柯建銘的『凍結台獨黨綱」』,及黨主席蘇貞昌公開宣示『不能再回過頭去搞台獨』。類此種種,皆可見『老台獨』的轉身。但當老台獨正待轉身時,2014的太陽花至2015的反課綱,年輕世代的台獨風潮突告爆發。原在2014年2月遣林全登陸訪問的蔡英文,見勢改稱『台獨是台灣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蔡英文此一政治標籤一貼上,『小台獨』的地位因此確立,整個社會的政治氛圍亦告丕變。老一輩的台獨,因皇民、地主、228及戒嚴,其台獨意識是出自『親身經歷』;但歷經世局國情的滄桑後,漸已生出『不能再回頭搞台獨』的警覺。而這波年輕世代的台獨,卻是少數獨派社運學生將全球蔓延的『世代剝奪』轉接為『反中仇中』情緒使然,其認知甚為膚淺,連『張飛』與『岳飛』都不能區別。因而,與其稱為『天然成分』,不如說是:少年不識獨滋味,為賦新詞強說獨。民進黨的政治戲法是:一方面已出現『不能再回頭搞台獨』『在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下,推動兩岸關係』的政治警覺;另一方面卻又將『世代剝奪』的社會創傷,逕自貼上『台獨天然成分』的標籤。…老台獨自知不能再回頭搞台獨,卻挑唆不識台獨真相的年輕世代為賦新詞強說獨。難道不怕玩火自焚?」(黑白集  2015年9月22日 《聯合報》)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民眾之所以逐漸失去國家憲法認同,當然與解嚴後的民主選舉直接有關。孤掌不鳴,凡事有果必有因。俗話說「鐵路警察各管一段」,除了個人造業個人擔,也許有人也會反問:幾十年來,如果人民還是沒有國家、憲法認同概念,那又到底是誰失職?答案當然應該首先指向曾經「在其位」的執政官員和朝野政治家們,尤其是與主權直接有關的兩岸關係、對外國際關係。歷史殷鑑不遠,學者蔣廷黻便在《中國近代史大綱》坦言:「民心固不可失,但一般人民又怎知國際關係是啥?主政者應該負責指導輿論,如不指導或指導不生效,這都是政治家失敗」(蔣廷黻 1974)!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台灣根本看不到政治家,只有投機政客和選舉專家。台灣在政治上雖然早已解嚴並且經由民主選舉完成兩次政黨輪替,但實際上主政者也從此默許或坐視選舉主義、民粹治國伴隨而來的經濟衰退,和政府、社會相繼失靈!或許正因為如此,諸如學者陳長文等法界精英才會坦承無奈而憂心:

「…我們經歷過1970年代的外交孤立,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中美斷交,被眾盟邦所棄的悲涼,台灣像一葉扁舟,孤漂在狂風巨浪裡。  我們經歷過1980年代的解嚴、兩岸融冰,感受到和平似乎近在眼前、民主唾手將得的喜悅;經歷過1990年代動員勘亂終止,威權政治遠去,但同時台灣內部意識形態對抗也漸浮上檯面;經歷過2000年的政黨輪替與朝野對立的加劇,兩岸又陷入緊張;○八年的政黨再度輪替,兩岸開啟一甲子來最和平階段,但同時台灣年輕世代對大陸的種種疑慮乃至情緒卻也飆上了歷史高點,民主政府的失能化,使得台灣進入了停滯的迷宮…。事實上,經濟跟民主絕非對立,而是軌之兩轍、相輔相成,法治則如把手和剎車發揮前進和穩定的功能。沒有民主法治,經濟就像『無根浮萍』難以持續;反之,沒有經濟支撐的『自由、民主』會是『危如累卵』的脆弱。這是國人需要認真思考的。」(摘自:2015年9月4日 《聯合報》)

(四)台灣追求兩岸和平維持現狀,必須堅守一中憲法反獨促統

「主權不是全有,就是全無」。16世紀法國布丹(Jean Bodin)才開始將國家與「主權」一詞混合使用。盧梭更指出「國家主權無限、不可分割」(侯武勇 2014)。國家利益優先,穩定壓倒一切,舉世皆然,從無例外。美國當然不可能無條件為他國利益而參戰,所以〈台灣關係法〉雖屬美國國內法,但台灣終究不是美國領土,而〈反分裂國家法〉就非常特別,它不但直接涉及大陸國家主權和領土的敏感紅線,更是「優先適用」的國內特別法,兩相比較則高下立判。如此看來,除了「中國打台灣,美國一定會打中國」的片面浪漫邏輯假設外,所謂台灣住民自決或全民公投獨立建國理想,其實完全仰賴「美國出兵協防台灣」虛擬軍事行動,才有發展可能(侯武勇 2009)。至於解嚴後,在憲法言論自由保護傘下,片面長期推動正名制憲、台獨建國等違憲論述才大興其道,甚至積非成是!或許,兩岸36年的維持和平現狀,仍來自1958年八二三砲戰後的雙方停戰共識而彌足珍貴(1979年1月1日零時起,大陸完全停止砲擊金馬),但也從此逐漸讓台灣朝野「選擇性失憶」。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國家尚未統一前,台灣朝野精英一方面,不斷對國內外選民標榜主權獨立的同時,另一方面,卻除了長期推動國防外包、民營化(私有化)、大量裁軍減員政策(未來總兵力可能低於14萬),【32】 更在2014年公開聯手將台灣唯一的國防科技公司釋股民營(侯武勇 2014)。如果台灣選民理性換位思考,試問,起碼在大陸官方不點頭的情況下,台灣既非中立國也不是美國領土,對外又有啥條件再宣稱國防自主?國家主權獨立?

再者,台式民主選舉果然造成政黨輪替,去中國化的教改工程也逐步從質變到量變,進而如願產生滴水穿石的後續政治效應,包括:台灣主流民意可能「過於樂觀」而更容易片面誤判上述不利我方的國際情勢!為此,前國安會前秘書長蘇起在觀察美國華府智庫舉辦的台灣研討會結論後,便撰文引述美國公認「台灣通」的任雪麗教授(Shelley Rigger)說法,她指出,對目前上升中的戰爭風險,台灣似乎全不在意,繼續沉醉在「催眠的Hello Kitty文化」,不願思考任何讓人不舒服的現實話題。蘇起直言:【33】

「…中共飛彈現已精準到誤差只有5公尺的程度,很可能迫使區域內的美軍基地『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星期』都不能起飛作戰。…台灣不少人過去、甚至現在都還深信不疑的『中共不會打』、『美國必來救』的兩項假定,必須重新評估。如果無視於這個新常態,繼續把過時的假定作為向支持者宣傳甚至制定政策的基礎,恐怕不只台海沒有和平,而且台灣沒有安全。…美國在南海依然深自克制,避免與中共直接衝突。那麼在北京實力及意志力都更堅強的台海地區,美國怎願為台灣而甘冒與中共對撞的危險?」(摘自:2015年10月12日 《聯合報》)

蘇起的以上論述觀點已經算是「相當含蓄」而保留;因為2015年12月,蘇起就再次撰文公開坦言:「…根據美國權威智庫研究,台灣必須獨自承受來自中共的猛烈攻擊『至少三星期』之久。屆時不管美中如何收拾,台灣肯定已是大輸家。」【34】 由於在野精英公開否定九二共識的存在價值,不認為九二共識乃維持現狀必要途徑。然而事實卻擺在眼前:「九二共識必然影響台海現狀」。學者左正東就指出:【35】

「在台灣,一個中國的『中國』二字,有一半人願意與之共處,另一半人則恨之入骨。民進黨的成立,就是以本土化挑戰外來政權,以台灣主權瓦解大中國主權的合法性,作為其動員能量;李登輝時代全面普選後,民進黨又以去中國化的社會工程,維持反對運動的動能。復以1990年代到民進黨執政第一任期間,大陸對台政策極為僵化,造就強大的反中社會基礎,回頭限縮民進黨兩岸政策的迴旋空間。…回到核心問題,作為過去七年兩岸關係的通關卡片,九二共識的晶片是一中概念,這也是華府與北京對台海現狀的默契。如果要換另一種晶片,形同打破兩強默契,其震撼效果恐怕與改變現狀相去不遠。」(摘自:2015年10月12日 《聯合報》)

誠如前述,在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前提下,主政者若不再負責依法主動協助指導(引)社會輿論發揮正面監督教化功能,或縱容惡意散播混淆是非言論長期誤導民眾而衍生負面社會成本,不但影響深遠也必定會相對增加「選後」朝野政黨「料理善後」的困難程度。譬如當年「謝長廷主張憲法共識、憲法各表時,綠營及獨派就羞辱攻訐鋪天蓋地而降。但蔡英文宣示『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推動論』,綠營獨派卻又萬馬齊瘖,鴉雀無聲」(童舟  2015):

「2012年,民進黨總統大選挫敗,蔡英文辭黨主席但立即與蘇貞昌展開2016之爭,蘇蔡鬥爭卡住了民進黨轉型。謝長廷當時倡議『憲法共識』,被譏訾為『謝一中等於馬統一』,罵得謝長廷狗血淋頭,體無完膚。…如今,蔡英文競逐總統的聲勢看好,高唱「中華民國憲政推動論」。唯中華民國憲法不是台獨憲法,而蔡英文『憲政推動論』,不啻顛覆了台獨黨綱、台灣前途決議文、正常國家決議文,以及兩國論與一邊一國。但對蔡此種根本打翻台獨神主牌的言論,綠營與獨派卻以令人驚怖的緘默給予令人瞠目的支持。」(摘自:2015年6月17日 《聯合報》)

包括反統觀點在內,目前所有獨派言論的靠山,似乎都指向美國台灣關係法的虛構承諾「只要解放軍攻台,美國必然出兵保台」的片面浪漫假設,然而問題關鍵是,目前大陸國防科技、核武軍備早已遠遠超過台灣,豈會再勞駕解放軍攻台?專欄作家公孫策為此乃撰文預警:

「…中共今天要打台灣的話,需要勞動解放軍嗎?…如果中共國務院通知所有駐北京大使館,『給貴國72小時,從台灣撤僑』,你認為台灣在那72小時當中,會變成什麼樣?…『ㄟ,這一招可不要跟老共說!』我說:六十多年來,中共沒有一天不在算計台灣,你認為他們沒想過這一招嗎?…台灣的戰略思考,一直是『若解放軍攻台,台灣可以撐多久,美軍才會來?』但若不是用武力,而是『一紙傳真』犯台,美軍會因此而來嗎?台灣又能撐多久呢?」(摘自:公孫策 2015年11月25日 《聯合報》)【36】

巧合,卻讓人好奇的是,1960年代的台灣由於持續對外開放並推動貿易自由化後,固然造就傲人經濟奇蹟。不過套用律師陳長文的觀點「從2000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台灣社會在開放與保護間擺盪,不僅影響企業投資意願,也成為台灣經濟停滯的阻礙之一。」更巧的是,2000年至今長達15年經濟每況愈下的衰敗時期,也正是台灣社會盛行民粹(媒體)治國、選舉主義掛帥並且自我感覺良好的輝煌年代!而所謂的民粹社會氛圍特徵,就是「喜歡就民主,不喜歡就民粹」!直白地說,在社會默許濫用言論自由的習慣下,只要對誰不滿意,就任意進行網路肉搜言論攻擊,於是媒體或網路霸凌(Cyberbullying)遂大興其道,民主治國也因此變成民粹治國。針對台灣此一窘境,經濟學家高希均坦言:

「台灣在1980年代,民主精神快速發展,沒想到後來變成民粹,變成『有偏執、無黑白;有立場、無是非』,這讓理性的辯論變得困難,無法抵抗民粹潮流是很痛苦的事。」(摘自:2015年9月5日 《聯合報》)【37】

然而信者恆信,諸如包括操弄民粹訴求工具在內的局部民調量化數據,是否凸顯真相或代表真正民意?其實原本「民調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邏輯上仍有待全體選民投票確認後才說得通。反之,倘若局部民調結果都確實可信並且足以代表真實民意,則民調治國早就是解套唯一答案,又為何問題仍在?果真如此,眼下全球科技大國政府、經濟、社會失靈問題,又為何有如刻舟求劍般而依然束手?其實「大數據分析、隨時掌控網路民意」都只是新型政治操作的民粹文宣工具,它並不足以呈現真正民意。更容易普遍被現代人所略而不論的則是,俗稱全球網絡資訊,包括特定政治行銷訴求在內的民意調查龐大數據,是否完全真實可信?類似匿名網軍、酸民浮誇言論資訊的網路霸凌民調結果,豈能代表人云亦云的世代正義、公民或選民社會價值?國內專家陳彥豪 便指出,傳統民調方法與新型大數據分析都存在盲點,人們(尤其是選民)要注意現代網路資訊科技軟體的驚人虛擬量產(造假)功能:

「『WordSmith』是包含美聯社與多家主流網路媒體(如美國Yahoo)正在使用的自動寫稿程式,主要用於財經和體育即時新聞的生產。使用者只要對WordSmith提供關鍵數字和主要的背景資料,WordSmith就能夠以1分鐘平均2000篇的速度,生產出大量水準以上的新聞稿。設計WordSmith的公司還發布了以WordSmith為核心的行銷引擎,聲稱能夠為產品和品牌,在短時間內營造暴紅的網路聲量。當然,它也可以用在『政治行銷』之上。美國國家安全局(NAS)並宣布將在2016年完成組建一支擁有6200名數位高手的網軍部隊,可見相關的威脅絕對不容等閒視之。傳統民調方法與新型大數據分析,都有各自的盲點,但民主國家選賢與能的主體還是在『民心』」 (摘自:2015年5月28日 《聯合報》)【38】
至於因為「黨意壓倒民意」而被激化反撲的選民集體反智現象和匿名網軍酸民霸凌言論,其實都源自於對官僚腐化、政府經濟失靈所誘發的社會普遍不滿情緒和負面思考背景。換言之,造成台灣30年來的網路集體反智、網路匿名霸凌現象,雖然荒謬卻必有原因:

「『網路集體反智』現象,原因有四:其一,是民眾對政府及政治人物的信任感普遍降低;其二,近年幾次群眾運動成功運用網路造勢,這讓人們把網路的「誇張作風」合理化;其三,部分媒體為爭取網民和點閱率,不斷推波助瀾;其四,網路世界的資訊來得容易,卻因為其「海量」而讓使用者無法消化或查證,終而流於輕信。」(摘自:2015年2月18日 《聯合報》社論)

也許,類似公共選擇理論研究的「競租」(Rent-Seeking)概念,足以巧妙勾勒出「權錢交易」的官商曖昧合作關係。此一基本假設言明:當市場經濟與政府共存時,政府官員本身便是許多政治分肥和市場特權來源。既然政府官員與市場參與者都是基於私利而行動,市場參與者便會競相運用遊說等手段來先「租下」政府許可的壟斷特權。果真如此,則市場經濟效率便會大幅降低或完全失控。許多原應提供消費大眾分享的公共資源也因此任由競租者浪費。仔細觀察後,我們將不難發現,實務上隨處可見的競租理論不但「似曾相識」,當然無論讓獨裁專制或民主選舉國家,都樂於「視需要」同時套用!問題是,20年來,難道這種類似民粹主義理想和媒體治國文化,就是宣稱亞洲民主櫥窗所追求並且自我感覺良好的台式民主「美好生活」?

「制度無罪,人是關鍵」,但再好的制度也禁不起人為破壞。因此,既然制度來自人性,所以其實無論虛擬法人或典章制度都像布袋戲傀儡般,完全「操之在人」。難怪台灣政黨兩次輪替,表面上政權都和平交接,實則特定政黨為達勝選目的,無不私下操弄民粹,甚至濫用總統權位干預行政司法,進而形同變相癱瘓憲政制衡功能。回首台灣解嚴後體制內執政官員不但未善盡指導輿論責任或確實依法行政,主動服務人民,因此在朝野政黨民代長期縱容下才造成類似「官逼民反」誘發社會集體民怨的體制外民粹治國現象。究其原因不外:主政者及朝野政黨修憲造成制度/政府失靈。以及促成兩次政黨輪替,自稱「選賢與能」的獲勝偉大選民。

因果不空,一個巴掌拍不響。本文堅信,無論政黨顏色,既然已經放任民粹主義造成台灣治國困境,則歷年執政官員與朝野精英們都責無旁貸 --尤其是修憲後被全民直選並且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宣誓過的歷屆「超級總統」!

「當台獨成為主流民意,執政黨將如何自處?」這誠然也是台灣選民的大哉問!從原本三民主義民主共和國的「反獨促統」全民共識,到一中憲法「終極統一」主張,被自稱台獨主流民意者霸凌的台式民主總統直選年代,難道曾經公開宣誓遵守憲法、盡忠職務的藍綠執政官員個個都算「稱職」?鐵證當然歷歷在目,2000年政黨輪替前後兩任總統便公開鼓吹兩國論、正名制憲、去中國化、去蔣化等反中促獨政策。當時不但完成修法全面刪除本國法律條文的「中國」用語,也以大改課綱手段教育台灣下一代。譬如:前教育部長杜正勝任內的「九五暫綱」、教科書用詞,就完成猶如歷史大清算般的大舉檢核:包括國父、國畫、甲午戰爭、古人等都被列為「不當用詞」者,少說也有五千,這些用詞則被改成孫中山、中國水墨畫、清日戰爭、中國古人等;至於「光復」則改為「戰後」。如此一來,原本「憲法一中、終極統一」的全民國家認同共識,也就順理成章地被主政者如願誤導,甚至公開分化顛覆。【39】 試問,連西方常態國家民主政體的選民都難免陷入「理性無知」(rational ignorance)的投票悖論困境,何況是非常態國家(否認一中憲法)卻又樂此不疲的台式民主選民?顯而易見,當民眾都不願意認同自己國家憲法,民主選舉量變為民粹治國、經濟衰敗、政府失靈免責工具,就是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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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民意是民心的偏好,個體與集體的民意代表性(壓力)當然不同。精確的「民意」解釋,有點類似特定「時空停格」歷史紀錄概念,不但是隨機單一、片斷資訊的統計結果,也可能隨時發生變化,俗稱民意用語通常泛指或暗喻多數或全體民意。美國政治學者凱伊(V. O. Key)認為「民意是指那些由私人意見所構成,而政府應慎重加以注意者。尤其是受政府重視的民眾意見」。蘭尼(A. Ranney)則進而補充說明「民意就是能在某種程度被政府官員感覺到,並在決定官方行動時列入考慮的私人意見之總和。」
22  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及〈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3條、第29條規定訂定我國〈公務人員服務誓言〉,內容略以:「余誓以至誠,恪遵憲法與政府法令,以清廉、公正、忠誠及行政中立自持,關懷民眾,勇於任事,充實專業知能,創新改革,興利除弊,提昇政府效能,為人民謀求最大福祉。如違誓言,願受最嚴厲處分。謹誓」。問題是,全國官員倘若果真都如此盡職,為人民服務,試問又何來蓄積民怨?
23  薩謬爾森認為「對每個人來說,若是符合自我利益的時候,會發出錯誤的信號”(Samulson,1954,pp 388-9),即爲了自己利益,人人都可以通過說謊而去爭取到好處,這就是所謂“占優策略”(dominant strategy)。具體說“占優策略”就是指不管別人採取什麽策略,自己的策略總是採用最能讓自己致勝之道,去爭取對自己最爲有利的結果,必要時候還可以不考慮道德因素,比如說謊。參閱網路大陸文章〈「阿羅不可能定理」和森的「帕累托自由悖論」進一步揭露了「一人一票」的虛僞性〉,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06年10月12日。
24  選舉(或投票)本質上是數學問題,由於任何數學公理都無法排除邏輯悖論,因此選舉、投票也必然存在悖論。請參閱:知乎,Sam Soong、Adious,網頁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112583/answer/45550409。
25  公僕、軍人(含學生)與國家間的法律關係乃傳統公法「特別權力(服從)關係」(Special power relationship)當事人,並享有法律特別保障。實務上,1984年5月18日大法官釋字第187號解釋公布後,我國已用「公法上職務關係」取代傳統特別權力關係。其實特別權力關係概念係源自19世紀德國學者拉班德(Paul Laband)首創,並強調用「公法契約說」來解釋公務員任職所應具備的忠實服從關係,其特徵則是權力、志願兩大因素,20世紀初,該理論由德國行政法之父梅耶(Otto Mayer)系統化後公開倡導迄今。至於「剛性政黨」則標明黨紀約束黨員。尤其民法規定滿20歲才算成年,加上「學生行為」係在嘗試錯誤中受教學習階段,因此,公務員、軍人、黨員、學生的自由權,都被公認必須受到「相對限制」才合理。為此,1924年3月16日國父孫文便在三民主義講詞(民權主義第二講)強調「….像法國美國,是我們所稱為實行民權先進的國家,在這兩個國家之內,是不是人人都有自由呢?但是有許多等人,像學生軍人官吏和不及二十歲未成年的人,都是沒有自由的。所以歐洲兩三百年前的戰爭,不過是二十歲以上的人和不做軍人官吏學生的人來爭自由。爭得了之後,也只有除了他們幾種以外的人才有自由,在這幾種人以內的,至今都不得自由。中國學生得到了自由思想,沒有別的地方用,便拿到學校內去用,於是生出學潮,美其名說是爭自由。歐美人講自由,是有很嚴格界限的,不能說人人都有自由。中國新學生講自由,把什麼界限都打破了,拿這種學說到外面社會,因為沒有人歡迎,所以只好搬回學校內去用,故常常生出鬧學的風潮,這就是把自由用之不得其所。….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由。當學生的能夠犧牲自由,就可以天天用功,在學問上做工夫,學問成了,智識發達,能力豐富,便可以替國家做事。當軍人能夠犧牲自由,就能夠服從命令,忠心報國,使國家有自由。如果學生軍人要講自由,便像中國自由的對待名詞,成為放任放蕩,在學校內便沒有校規,在軍隊內便沒有軍紀。在學校內不講校規,在軍隊內不講軍紀,那還能夠成為學校,號稱軍隊嗎?….」
26  淡江大橋2014年動土開工時,總統馬英九致詞坦承,這是他終結的第二座「選舉浮橋」。
27  張金鶚認為,住房問題不在供給數量不足而是需求對象的分配不當。這包括非自住需求排擠自住需求,住宅有利可圖而成為投資工具,才讓房市成為投資炒作天堂。請參閱2015年11月24日《聯合報》〈張金鶚:公告地價怎調? 候選人住房政見試金〉。
28  聯合報曾引述宋楚瑜的觀點而認為「台灣走向了民主化,但是台灣政黨政治沒有走出惡鬥的慣性,沒有跳出你死我活的輸贏格局,國民黨贏過,民進黨贏過,但台灣人民又贏得了什麼,年輕人覺得贏得了願景嗎?…對於地方議會,根本就是中央不在乎,地方無所謂,人民不關心。…議會的沉痾非一朝一夕使然,是台灣數十年所謂「民主化」的共業…」請參閱2015年8月11日《聯合報》〈聯合筆記/消失的地方議會〉,游其昌專文。
29  國內知名學者認為「定期選舉的民主台灣,體制內無法討論並解決爭議,都必須在街頭處理」。請參閱2015年8月7日《聯合報》,雲朗觀光集團總經理盛治仁投書,標題:〈政治申論題變是非題…〉相關內容。
30  李登輝在日本演講中曾指出他「心生一計」,難掩計終得逞的炫耀—制訂國統綱領而瞞天過海,「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當總統」。請參閱2015年7月27日《聯合報》,謝邦振,〈聯合筆記/狡黠留名而已〉相關內容。
31  無論一國兩制、一國兩治、一國兩府、一國兩區、一國兩憲或「一國兩部分」,原本都是「一個中國」概念下的國家內政事務關係,充其量,也只是新舊中國在分久必合過程中的兩岸分治暫時性內部矛盾問題而已,因此除非得到大陸同意或台灣在統獨流血戰爭獲勝(然而大陸導彈7分鐘內就打到台灣。如以2006年兩岸國防軍備推演,解放軍倘若全力進攻,則台灣孤軍防守最長也不會超過14天),所以實際上並不存在任何片面宣告台獨可能性與正當性。其次,無論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或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中國,都是國際公認的一個中國”China”基本常識概念,乃毋庸置疑。再者,無論兩岸是否統一,「中國」(China)乃泛指人類歷史華夏文明社會普世簡稱而並非政治禁語。目前行政院指出,中華民國憲法主張「兩岸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兩岸關係定位,至於「維持現狀」主觀訴求則仍屬台灣單方民意趨勢。反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條即言明:「國家統一前,….,特制定本條例。…」如此看來,堂堂中華民國國民若先否定一個中國”China”事實,然後再否認自己「也是中國人」云云者,邏輯上豈不自相矛盾。
32  馬英九總統2014年2月13日接見美國前太平洋司令威拉德時表示,國軍人數若降至0.6%到0.7%,也不致影響國防安全。依此數字,總兵力將不超過16萬,甚至可能低於14萬,比國軍下階段裁軍「勇固案」目標更少。請參閱2014年2月13日《聯合報》。但2013年軍方消息來源則透露,國防部實施募兵制,未來將採滾動式逐次修正兵力結構並將取消三軍司令部,逐步走向「國防軍」,兵力最後會精簡至12萬人,與現今「精粹案」21萬5千人兵力相較,幾乎砍半。 請參閱2013年6月3日《中國時報》,記者呂昭隆報導〈兵力精簡 擬縮為12萬國防軍〉內容。
33  蘇起撰文指出「兩大政黨對於國家未來可能面對的大事幾乎完全「不看、不聽、不想」。過去思想敏銳、言論澎湃的綠營菁英現在已經明顯定於一尊,為了避免犯錯,紛紛迴避重大政策的討論。而藍營士氣普遍低迷,多數人雖有想法,卻好似根本提不起精神參與公開論辯。這使得最近兩件與台灣安全直接相關的重大消息,竟然遭到漠視…」請參閱2015年10月12日《聯合報》,台北論壇董事長、國安會前秘書長 蘇起投書,標題:〈台灣安全的新變數〉相關內容。
34  蘇起認為「…台灣不可能像其他國家那樣與美國開展密切的軍事協調合作,因此『夥伴』到最後可能還是名大於實。更重要的,所有新戰略的出發點都設定美國在戰時的反應是被動的、遠距的、長期的,…如果兩岸關係惡化,一方面台灣的安全將取決於北京的耐心與華府的決心,一方面台灣會再次變成美中兩強『交易』的籌碼。」請參閱2015年12月6日《聯合報》,蘇起〈名家縱論/美國政策思維中的台灣〉。
35  左正東撰投書《聯合報》指出「…美國國安顧問萊斯表示,反對兩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當然,這句話是說大陸也說台灣。不過,別忘了,2003年底美國白宮發言人麥理蘭和國務院副發言人艾瑞里曾說過同樣的話,當時正是陳總統推動制憲與公投,布希總統遣使來台,勸阻台灣勿推動獨立公投。2006年初,陳總統表示要以台灣名義入聯,艾瑞里稱之為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兩相對照,萊斯此次發言,自有表達對台灣若再次政黨輪替,台海現狀可能變化的潛在憂慮。為免外界過度解讀,隔天國安會資深主任康達和助理國務卿羅素表示,美國不會干預台灣民主程序。但三位中國政策重要官員的談話,乃至歐習記者會上歐巴馬的談話,都提到美國將信守一個中國政策。這點出問題的關鍵,九二共識所以能夠維持現狀,正是符合美府與北京間的一個中國默契。…因為兩岸經貿與九二共識沒必然關係,美國與國際社會關切的,也非兩岸經貿,而是九二共識讓兩岸能夠協商,不但穩定台海局勢,也讓國際社會更易與台灣交往。…」請參閱2015年10月12日《聯合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左正東,〈維持現狀 九二共識的能與不能〉。
36  公孫策指出「台灣的藍綠兩大黨卻只有口上功夫:一方以為喊喊『一中各表』就安全了,另一方以為喊喊『狼來了』就算是有戒備了!前些日子,大陸網友突然灌爆小英臉書,我對此事看得比『解放軍資金買東森媒體』嚴重多了。臉書是必須註冊才能參與的,大陸網友突然『有臉』,且為數上萬,那絕非無意出現的小漏洞,而是控制之下的計畫舉動,也就是一次『演習』」。請參閱2015年11月25日《聯合報》,公孫策,〈去梯言/ 解放軍來了〉。」
37  2015年9月4日舉辦理律五十周年系列研討會,首場論壇以「開放vs.保護—台灣產業的全球活絡」破題。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長陳長文表示,民主與經濟並非對立,就像開放與保護也不是對立,開放是機會,改變也是機會,在保護內只會沉淪。如果民主與多元是過去努力的成果,但忘掉如何拚經濟,得來不易的民主便沒有意義。他認為「只有經濟沒有民主,是無根的浮萍。台灣過去經濟發展很好,近十年來令人憂心,不但停滯,甚至衰敗,或消失要不見了」。他也直言「現在各種指標都顯示,台灣經濟已從非常好掉到真正不好。」會場中,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也感嘆現在台灣的氛圍是「喜歡就民主,不喜歡就民粹」。學者高希均則指出「台灣現在是『一半一半的社會』,既要文明社會、強調進步的觀念,但管制卻非常多。」  請參閱:記者高詩琴 2015年9月5日《聯合報》〈理律陳長文:台灣忘了拚經濟 衰敗近10年〉、記者彭慧明 2015年9月5日《聯合報》〈台灣民粹治國?喜歡就民主 不喜歡就民粹〉相關報導內容。
38  請參閱 陳彥豪,2015年5月28日《聯合報》〈大數據盲點:人造民意原子彈〉。
39  請參閱2015年8月3日《聯合報》社論,〈何不將課綱爭議列為教科書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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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兼任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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