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共產黨在 1949 年於內戰中打敗中國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者則在敗退中將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台灣。早期,由於的資訊封鎖,專家必須研判中國領導者的正式發言來揣摩其動向;近年來,即使中共的權力結構尚未完全公開,神秘的面紗已經漸次撥開,外界比較能使用科學方法來研究1。目前,「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 或是 China Studies)是一個已經有相當發展的學術領域。
一開頭,外人很難接觸這一個「共產黨中國」,於是,除了「中國通2」費正清3(John K. Fairbank)、以及少數華人學者4,對於中國社會的了解,相當程度是透過台灣當替代品5(焦大衛,2012:vii),也就是所謂的「自由中國/國民黨中國」,特別是人類學者6。在冷戰時期,由於資訊不足,對於這個謎樣的共產國家,台灣的「匪情專家」也提供相當程度的觀察;大體而言,最早的中國研究不脫美國的情報分析7,類似於「克林姆林宮學」(Kremlinology),也就是對於東歐共產國家的研究,尤其是蘇聯(Wikipedia, 2012)。
在中國與美國於 1979 年關係正常化以後,「中國觀察家」(China Watcher)可以公然進出昔日的鐵幕8,相關實證研究開始累積;另外,在六四天安門事件(1989)之後,不少中國留學生選擇留在海外,特別是美國,帶來新的一批生力軍9。另外,中國學者也開始在國際學術期刊上嶄露頭角,呈現自己的觀點10。
在這裡,我們先將回顧「中國研究」作為一個學術領域的發展。接著,我們將要透過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檢視研究途徑的變化。再來,我們要嘗試著釐清區域研究與專業學門(discipline)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隨後,我們將從國際關係的理論,來探討中國的涉外關係。當然,我們要進一步從事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正兩個研究領域(field)的接軌。在結束之前,我們將以比較外交政策的觀點,來鳥瞰對於中國外交的研究。
「中國研究」的發展
在 1950-60 年代,一些研究中國的學者透過 Chinese Studie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以及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所組成的「當代中國共同委員會11」的協調、加上 Fulbright 等研究獎助,一個嶄新的區域研究開始出現(Walder, 2002: 15)。Harry Harding(1984a)把從 1960 年代初期到 1980年代初期的中國研究,劃分為最初的兩個慘淡世代。
在冷戰的氛圍下,第一代的中國研究有幾個特色,包括研究範圍相當宏觀、研究方式以描述為主、資料仰賴官方文件、以及並未採用比較方法;儘管是開疆闢土有功,不過,這些研究被批為過度推廣12、形式主義、太多臆測、以及低度概念化13(Harding, 1984a: 286-90)。
由於這些先驅未能預測文化大革命會爆發,研究途徑勢必改弦更張,第二代的中國研究學者開始進行國政治解析的工作,由廣化走向深化;透過文革期間的紅衛兵資料,這些年輕學者把重點放在政策過程的了解,同時在區域及時間做更細部的分工,並且把觸角轉移到非正式的機制及規範,更重要的是,他們開始有意識地運用社會科學的概念及方法,嘗試找出中國政治的基本行為者及力量何在,包括派系、路線/政策偏好、利益團體/官僚政治、世代交替/領導接班、以及毛澤東掛帥等模型14(Harding, 1984a: 291-96)。
儘管進展相當快速,這時期的研究成果還是有進步的空間(Harding, 1984a: 296-99)。最大的批判是這些學者誤用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特別是粗造地套用比較政治學的概念,未能細膩地思考其適用性;再來是他們太倚賴文革時期的資料,特別是紅衛兵印刷品的詮釋;其次是西方學者對於毛澤東最為政治家有浪漫的情愫,相信他在文革時期的作為有其無私的理想主義,忽略政治人物為了鬥爭而不擇手段的可能;最後是分析的模型太多,卻沒有初步的合成,不免淪於各行其是。
Harding(1984a: 304-305)指出第三代的中國研究的新方向:首先是要解釋的現象更多,包括文化自由化、經濟的重構、以及政治民主化;再來是資訊的來源大增,應該可以做更深入的觀察,包括田野調查、以及檔案研究;接著是必需嘗試將孤島式的研究成果加以整合,以便發展出對中國的通盤了解;其次是要將中國研究與比較政治學加以整合,不能堅持中國是特例,必須真正採取比較研究;最後是有必要採取跨領域的途徑,也就是說,政治研究者必須關注經濟分歧、以及社會分殊對於政治發展的可能影響。
如果以 1979 年作為分水嶺15,三十多年來的中國研究已經有長足的進步,主要的理由是中國內部有重大的改變、以及在國際的地位大為提高,社會科學逐漸開放16、學術交流也穩定成長,特別是中國留學生的投入;這些人嫻熟各專業學門的理論及方法,並且能從事實證研究(尤其是經濟學),因此,到了 1980年代末期,接受傳統區域研究訓練的美國本國博士已經無力匹敵,特別是名校的政治學、以及社會學系(Walder, 2002: 12-13)。如果以 10-15 年為一個世代,目前的中國研究可以說蓄勢待發、甚至於已經進入第四代的發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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