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共產黨在 1949 年於內戰中打敗中國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者則在敗退中將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台灣。早期，由於的資訊封鎖，專家必須研判中國領導者的正式發言來揣摩其動向；近年來，即使中共的權力結構尚未完全公開，神秘的面紗已經漸次撥開，外界比較能使用科學方法來研究1。目前，「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 或是 China Studies）是一個已經有相當發展的學術領域。
一開頭，外人很難接觸這一個「共產黨中國」，於是，除了「中國通2」費正清3（John K. Fairbank）、以及少數華人學者4，對於中國社會的了解，相當程度是透過台灣當替代品5（焦大衛，2012：vii），也就是所謂的「自由中國／國民黨中國」，特別是人類學者6。在冷戰時期，由於資訊不足，對於這個謎樣的共產國家，台灣的「匪情專家」也提供相當程度的觀察；大體而言，最早的中國研究不脫美國的情報分析7，類似於「克林姆林宮學」（Kremlinology），也就是對於東歐共產國家的研究，尤其是蘇聯（Wikipedia, 2012）。
在中國與美國於 1979 年關係正常化以後，「中國觀察家」（China Watcher）可以公然進出昔日的鐵幕8，相關實證研究開始累積；另外，在六四天安門事件（1989）之後，不少中國留學生選擇留在海外，特別是美國，帶來新的一批生力軍9。另外，中國學者也開始在國際學術期刊上嶄露頭角，呈現自己的觀點10。
在這裡，我們先將回顧「中國研究」作為一個學術領域的發展。接著，我們將要透過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檢視研究途徑的變化。再來，我們要嘗試著釐清區域研究與專業學門（discipline）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隨後，我們將從國際關係的理論，來探討中國的涉外關係。當然，我們要進一步從事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正兩個研究領域（field）的接軌。在結束之前，我們將以比較外交政策的觀點，來鳥瞰對於中國外交的研究。
「中國研究」的發展
在 1950-60 年代，一些研究中國的學者透過 Chinese Studie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以及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所組成的「當代中國共同委員會11」的協調、加上 Fulbright 等研究獎助，一個嶄新的區域研究開始出現（Walder, 2002: 15）。Harry Harding（1984a）把從 1960 年代初期到 1980年代初期的中國研究，劃分為最初的兩個慘淡世代。
在冷戰的氛圍下，第一代的中國研究有幾個特色，包括研究範圍相當宏觀、研究方式以描述為主、資料仰賴官方文件、以及並未採用比較方法；儘管是開疆闢土有功，不過，這些研究被批為過度推廣12、形式主義、太多臆測、以及低度概念化13（Harding, 1984a: 286-90）。
由於這些先驅未能預測文化大革命會爆發，研究途徑勢必改弦更張，第二代的中國研究學者開始進行國政治解析的工作，由廣化走向深化；透過文革期間的紅衛兵資料，這些年輕學者把重點放在政策過程的了解，同時在區域及時間做更細部的分工，並且把觸角轉移到非正式的機制及規範，更重要的是，他們開始有意識地運用社會科學的概念及方法，嘗試找出中國政治的基本行為者及力量何在，包括派系、路線／政策偏好、利益團體／官僚政治、世代交替／領導接班、以及毛澤東掛帥等模型14（Harding, 1984a: 291-96）。
儘管進展相當快速，這時期的研究成果還是有進步的空間（Harding, 1984a: 296-99）。最大的批判是這些學者誤用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特別是粗造地套用比較政治學的概念，未能細膩地思考其適用性；再來是他們太倚賴文革時期的資料，特別是紅衛兵印刷品的詮釋；其次是西方學者對於毛澤東最為政治家有浪漫的情愫，相信他在文革時期的作為有其無私的理想主義，忽略政治人物為了鬥爭而不擇手段的可能；最後是分析的模型太多，卻沒有初步的合成，不免淪於各行其是。
Harding（1984a: 304-305）指出第三代的中國研究的新方向：首先是要解釋的現象更多，包括文化自由化、經濟的重構、以及政治民主化；再來是資訊的來源大增，應該可以做更深入的觀察，包括田野調查、以及檔案研究；接著是必需嘗試將孤島式的研究成果加以整合，以便發展出對中國的通盤了解；其次是要將中國研究與比較政治學加以整合，不能堅持中國是特例，必須真正採取比較研究；最後是有必要採取跨領域的途徑，也就是說，政治研究者必須關注經濟分歧、以及社會分殊對於政治發展的可能影響。
如果以 1979 年作為分水嶺15，三十多年來的中國研究已經有長足的進步，主要的理由是中國內部有重大的改變、以及在國際的地位大為提高，社會科學逐漸開放16、學術交流也穩定成長，特別是中國留學生的投入；這些人嫻熟各專業學門的理論及方法，並且能從事實證研究（尤其是經濟學），因此，到了 1980年代末期，接受傳統區域研究訓練的美國本國博士已經無力匹敵，特別是名校的政治學、以及社會學系（Walder, 2002: 12-13）。如果以 10-15 年為一個世代，目前的中國研究可以說蓄勢待發、甚至於已經進入第四代的發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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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孟錦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