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二二八紀念碑，造型各異，座落在臺北南京西路引爆地紀念碑最具代表意義；建於一九八九年的嘉義市彌陀路紀念碑是全台最早興建的二二八紀念碑；雲林古坑紀念碑則是首座在受難者遺骸地點設置的紀念碑。一九九八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五十一周年，臺北市政府在南京西路一百八十五巷巷口建立一座事件引爆地紀念碑，以紀念引發二二八事件的緝煙事件。但但由於地點的環境限制，市府並未建造碑體，只是以銅刻碑文方式，詳述當年緝煙事件始末。嘉義市彌陀路二二八紀念碑是一座三角弧形塔，除了載明碑文及建碑過程外，由上而下鑲有“1947”字樣，下緣三面都“228”字樣，基座地板上則有公義和平運動標誌。這座紀念碑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立碑，是全台最早建立的二二八紀念碑。完成於二０００年的雲林縣古坑二二八和平紀念碑，有著一段感人的故事。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由臺北而蔓延到全省，三月中旬，一批不滿當時政府的群眾打算到山區進行長期抗爭，途經古坑鄉時，為國軍攔截伏擊而亡，被集體就地埋葬在古坑崁腳現址附近。鄉民以三塊石頭在掩埋處做記號，以供辨識。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挖掘出十三具零碎不全遺骸；一九九九年遺骸奉安于古坑鄉崎坪丘公墓納骨塔，並立此碑，敍述遺骸挖掘處理經過及奉安所在，供後人憑弔。八堵火車站旁的二二八紀念碑，是為了紀念十七名因二二八事件而犧牲生命的八堵站鐵路員工。一九九三年二月由罹難站長李丹修、副站長許朝宗的遺族推動建碑，次年興建完成。臺北市二二八紀念碑選建在二二八和平公園內有它的時空意義，因為和平公園所在地附近有標誌著三個不同統治時期的建築。紀念碑藉著鐵架、算盤珠子、立方體、球體碑、陰石、陽石、手掌痕等訴說這樁味人為錯誤造成的悲劇。新竹市二二八紀念碑設在親水公園內，紀念碑矗立在三根高聳入雲的竹柱中央，仿佛置身山谷中沉思，白色恐怖的餘悸不言而喻。由於二月底正值木棉花季，碑文為“木棉花之歌”，以木棉花開提醒這個紀念日的到來。靜宜大學教師會在校園內辟地種植臺灣原生樹種楓香，表達對二二八受難者的撫慰。樹苗每排二十八顆，每邊兩排，象徵“二二八”，而且共種四邊，合成一個方塊廣場，代表四大族群和平共存、互相疼惜。座落在文學院門口的鳳凰雕塑，象徵臺灣人如浴火鳳凰，獲得重生。完成於一九九七年。台中縣大裏二二八紀念碑以代表慈悲與博愛的不銹鋼“蓮花座”襯托紀念講臺；以象徵和平的不銹鋼“摺紙鶴”，遙遙相對在群眾廣場另一端。夜光反射照亮蓮花座，宛如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藉以紀念二二八的英靈。嘉義市二二八和平公園紀念碑下有四隻梅花鹿同時低頭飲水，象徵四大族群在安全、和諧的氣氛下共生共榮的景象。由阿里山鄉公興建的二二八紀念碑於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完工，碑型以嘉義市一九八九年塑立的二二八紀念碑為藍圖，縮小尺寸而成，是全省海拔最高的二二八紀念碑。台南縣二二八紀念碑紀念碑為直式一百八十度的扭轉，附以“望夫門”的銅雕，象徵過去骨肉離散，被嚴重扭曲的臺灣歷史；“族群融合”銅雕為四位元不同造型的人物，分別代表四大族群與軍民的和諧形象，呈現和平意涵，基座上刻以“愛與尊嚴”四字，彰顯整體性的感動。高雄縣二二八紀念碑的五隻和平鴿代表五大族群，交疊挺立象徵和諧奮發。高雄市的紀念碑以兩個圓形大理石構築，代表“兩願”建立在聚合、圓融的基礎，並以巨石石材相交置的造形，象徵創傷癒合。屏東市二二八紀念碑以謙和反省的構想，隱喻對二二八事件的省思，三角錐體從地中突顯，意味著事件真相此時此刻猶如冰山一角，有待朝野繼續努力，才能呈現歷史全貌。林邊紀念碑的兩道圓弧象徵正要癒合之傷口，用以紀念二二八事件中遭受不幸的林邊鄉青年。座落在南投埔裏愛蘭橋的南投二二八紀念碑“圓而不圓”，像是一個千瘡百孔的輪形朽木，藝術大師白滄沂用一整片年輪木雕，再制模翻鑄青銅。看似一個大圓輪狀，卻有殘破腐朽的設計，像是述說當年的二二八，雖然現在已漸漸被人們所淡忘，卻在臺灣民主發展過程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說起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巨變，這六十年來歲月歷程中的辛酸與思念，受難者家屬不僅是一個家庭的破碎，更多的是上下兩、三代人家、數十口親人，在兩萬多個日夜的苦情與思念；受到傷害的，不單是六十年前的一條人命而已，也是所有家屬的整個人生、前途、事業，甚至婚姻嫁娶的連續夢魘。二二八事件時，任職高雄煉油廠的陳天生，擔心廠內槍枝被歹徒拿去為非作歹，將槍彈帶回家。不料，軍警到家中搜出槍彈，帶走陳天生的弟弟陳天富；四天後，陳天生自首，一周後就在高雄火車站槍決。他父親帶著陳天生妻、兒，親眼看著他槍決而死，並收屍回家。不久，陳天富獲釋回家，但父親不堪喪子之痛，哀傷致死，長期留下兄弟妯娌間的心結與遺憾。另一位受難者的女兒─池曼瓊老師，談到她父親因為精通北京話、閩南語、客語、日語，在日治時期擔任通譯；由於說了一句不該說的話，遭到拘禁判刑。而所謂“不該說的話”，池曼瓊說，她父親僅說“能走得愈遠愈好！”沒想到，這一句話為父親賈禍，也讓兄姊們均離開臺灣、長期漂泊海外各地。
《學者看范誦堯口述歷史》范有撇清責任之嫌 /尹章義
台灣警備總部副參謀長范誦堯就二二八事件所作的口述歷史，大致可言；但他仍有為自己撇清責任之嫌，對於當年社會背景的分析也與事實有些差距；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首度正式證實了傳聞中若干「半山」參與迫害台灣菁英的事實。
嚴格地說，蔣介石與陳儀對於二二八事件在行政上自應負其責；柯遠芬時任警總參謀長，對於當年的逮捕行動更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柯遠芬顯得比較坦蕩，在其所撰的「事變十日記」中清楚表達了自己奉命維持社會治安的信念。相對地，范誦堯當時身為副參謀長，即使不主其事，但未加阻止，也難辭其咎，他的談話顯然是避重就輕。就歷史求真的角度而言，不免令人遺憾。至於「半山」在當時扮演的角色，迄今仍然曖昧不明。其實，當年大陸來台的統治者根本不了解台灣的真實情況，如果沒有人指引，恐怕連逮捕的黑名單都擬不出來。因此，「半山」對於當時的逮捕行動應有某種程度的涉入。其實，關於若干「半山集團」藉著二二八事件整肅異己的傳聞，一直在許多長期遭到監禁的老政治犯之間流傳；范誦堯指證當年軍統局台灣站長林頂立也參與執行槍斃二二八事件人犯一事，應可作為上述說法的部份佐證。不過，由於當時的軍統系統相當獨立，不受台灣各機關指揮，而直接由位於雨京的軍統局指揮。因此，在探查歷史真相時，也應該進一步了解軍統局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軍統局的資料能夠公開，當有助於這一部分真相的釐清。另外，日據時期出版的一本記載著抗日份子名單及其事蹟的「警察沿革誌」，可能為二二八事件後的逮捕行動，提供了按圖索驥的指引；對於當時的國民政府而言，會反抗日本，似乎意謂著也會反抗政府，因而這些擁有民族精神的抗日者，卻成了政府眼中的不馴之民，並成為長期遭到監禁的政治犯。范誦堯認為當時政治太鬆，經濟太緊，也與事實有些差距。二二八事件因緝私煙而起，顯示經濟管制有著很大的漏洞，而林頂立的角色則說明了政治並不很鬆。同時，范誦堯所說二二八事件是一次民主運動，恐怕係受北京觀點的影響所致，因為當時多數台灣人民並不具有高度的政治理念，不易組織，因此才會在普遍的民怨爆發下，死傷如此慘重。（本文由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尹章義先生口述，記者整理【1993-02-28/聯合報/05版/社會觀察】
「老同學」公義 人道待遇在那裡? 「白色恐怖」受刑人 平反不易 //尹章義/輔大歷史系教授 //「二二八事件」的調查、撫恤、賠償還沒有完全落幕，最近「白色恐怖」的受刑人也掀起了重行調查、評斷的呼聲。他們和「二二八事件」受害人一樣能獲得「人道主義」的對待嗎？.「白色恐怖」不同於「二二八事件」，除了冤、錯、假案之外，在「恐共」氣氛濃厚的台灣，只要中共的威脅一天不解除，「白色恐怖」的受刑人，就很難受到「人道主義」式的善待，要「平反」就更遙遙無期了。「白色恐怖」是「赤色恐怖」的對稱。在美國是指一九五○年代、麥卡錫主義籠罩下，對於左傾官僚、知識分子扣上共產黨徒或其同路人的帽子，施予政治迫害的恐怖事件。中國原本沒有「白色恐怖」這個名詞，但是，具體現象則可上溯自民國十六年中國國民黨的清黨和寧漢分裂。此後，國艮黨及國府在有效統治區(白區），對中共地下黨員、機構及其同路人實施偵防、掃蕩、暗殺、行刑，以防中共壯大，幾乎沒有一天停止過，這是法西斯專制體制下典型政治鬥爭模式。艮國三十九年國府遷台，國艮黨檢討大陸失敗的原因，一方面肯定艮主政治和總濟繁榮的必要；一方面也得到「要比共產黨更厲害才能勝過共產黨」的結論。加上韓戰爆發和中共高喊「血洗台灣」的威脅以及國際形勢的失利，使得「整肅內部」、尋求安定成為當務之急。黨內的派系、山頭，學界的自由主義者，政界的異議分子，左傾的社會主義者和地痞流氓甚至服從性不高，走錯路總的情治單位高階官員都不免成為整肅的對象，共產黨員及其同路人當然更是眾失之的。在戒嚴體制軍事統治之下，匪諜、通匪、資匪、共匪同路人、為匪宣傳、與共匪隔海唱和等罪名，在當時都是容易引起人民認同、容易炮製的案件，「懲治叛亂條例」中的任何一項罪名，都會讓嫌疑者受盡折磨，生死兩難。根據調查局刊布的資料和林樹枝的研究，前述罪名的案件遠比「台獨案」要多上數十百倍。「白色恐怖」的受刑人(受刑人互稱為「老同學」)除了追隨國府遷台的軍、艮、公職人員之外，也有相當數量的台籍俊彥，其中不少人還是日據時代的抗日英雄。僥倖出獄的入，多半參加了七○年代台灣的艮主運動，成為當時「黨外」的重要支持者，「黨外」也以繼承日據時代抗日前輩的「香火」自居。「黨外」興起「統獨」路總之爭，使得受刑人因統獨立場不同而分裂成不同的團體。艮進黨成立之後，高舉自決和台獨的大旗，統派的「老同學」又和台灣年輕一代的左派知識分子合流，成為工黨和稍後的「勞動黨」的支持者。長期以來，國府在台灣施行的是反共和恐共的教育；另一方面，中共統治大陸之後，陸續展開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一九五七年起的反右派鬥爭，對於教師、學生知識分子的全面總壓以及一九六五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不僅在大陸造成極大的傷害，也給予台灣人艮難以抹滅的印象。六四天安門事件，台灣人民更從影像媒體上親眼目睹其慘狀，更印證了國府反共，恐共教育的合理性。近年來台灣的艮意調查顯示，反對中共統治是影響台灣人艮統獨立場的關鍵性因素。在這種大氣候的影響下，「白色恐怖」的受刑人要突破恐共的潛意識，得到應有的「人道待遇」，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竟其功。更有甚者，「二二八事件」之所以獲得平反，除了事件當時政府犯了嚴重的錯失而無辜的受害者數目龐大之外；政府長期以來未予以疏解，使得反對陣營和民進黨將「二二八事件」上綱為外來統治者屠殺本地百姓而構成重要的政治訴求和反國艮黨的利器。因此，民進黨的議員、立委在議會中持續為「二二八事件」的平反而努力，議場和街頭互動，使得執政黨不得不以「人道」的理由來處理二二八事件。反觀「白色恐怖」的受刑人，既得不到國民黨的支持恐怕也難以獲得籠罩在「拒共」和「台獨」雙重思考下的民進黨人，基於人道主義而給予長期、全力的支援。二二八事件經過十幾二十年的努力才獲致初步的結果，「白色恐怖」的受刑人要獲致全面的成功，恐怕比二二八事件的平反要花費更多的時日和更大的努力。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的態度。「白色恐怖」與中共有關，受刑人無論是求仁得仁或因冤錯假案而受害，罪名都脫不了一個「匪」字。既然「戡亂」已經結束，中共應該為「白色恐怖」中的受刑人表示一點意見，但是，在兩岸力求和解的氣氛下，我們始終未見中共有任何表白。其實，中共也不宜表態。綜前所述，「白色恐怖」受刑人勢必要自求多福了。在我看來，若從冤、錯、假案著手，個案突破，取得逐步的成功，待時機成熟再擴大成果，或許是另一種策略選擇。入道主義雖以尊重生命、人格為基礎，但是，在實際運作上，鮮有不受現實政治影響的。我們期待儘速給予「白色恐怖」受刑人公義和人道的對待，但是，政治上的實力原則，也是我們無法輕忽的。【1993-10-28/聯合報/11版/民意論壇】
(劉孟錦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