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曾建元助理教授•曾薰慧�x
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職業繼續教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臺灣智庫法政部副主任
曾薰慧
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社會文化人類學博士研究生
摘要
國立臺灣大學主要由日據時代臺北醫學專門學校、臺北帝國大學、臺北經濟專門學校三校逐漸合併演變而來的，其所培植的殖民地青年菁英，經過啟蒙的辯證過程，乃反而成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與追求臺灣社會公義真理的先鋒。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中華民國取代了日本在臺灣的統治地位，無數的臺大青年在參與並期待新社會的改革與進步之餘，竟然成為反動政權白色恐怖的祭品，他們的事蹟更被企圖永久掩埋在人民的恐懼之中。
關鍵詞：國立臺灣大學、學生運動、二二八事件、四六事件、白色恐怖
【本文原題「戰後臺灣校園政治事件之研究──以臺灣大學為探討中心」，為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 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八日至九日假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之《臺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術研討會「人權與政治事件探討（歷 史面）」場次宣讀論文，感謝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鍾國允的評論，並感謝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常務理事陳英泰先生於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八日傍晚於臺北市涼州街大剛貿易有限公司受訪，以及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董事林至潔女士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二日下午於臺北市臺大校友會館得意人生咖啡店的受訪。由於本段歷史之事實及觀點各方爭議極大，本文文責由作者自負，但亦期盼本文能作為一拋磚引玉之作，而可引起更多當事人及研究者的投入發掘歷史真相。作者在研討會上的發言〈〉，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刊於《台灣法律網》，另由《東森新聞報》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一日改名「台大校史的補白──戰後台灣校園政治事件之研究」刊出。】
To Sing the Praises of
the Youth’s Fighting
A Study on Political Events
on the Campus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uring the Post-War period of time
from 1945 to 1955
Tseng, Chien-Yu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ung Hua University
Tseng, Sveta Hsun-Hui
Ph. D Student in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USA
Abstract
Curr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s derived from a combination of three schools, Taihoku Medical College,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Taihoku Economic College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se schools cultivated many elites in the colony who in return became the vanguard of resisting the Japanese regime in pursuit of justice in Taiwan society. In 1945, Japan retroceded Taiwan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in turn became the ruling regime in Taiwan. Numerous youths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activities of social reform in expectation of a new-born society. Unfortunately, under the Kuomintang ruling power, these youths fell a sacrifice to political purges in the period of White Terror, and were intended to be overwhelmed by people’s fear of politics forever.
Key word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tudent Movement, 228 Accident,
April 6 Accident, White Terror
〈青春戰鬥曲〉
作詞洛辛 作曲甄伯蔚
我們的青春像烈火樣的鮮紅
燃燒在戰鬥的原野
我們的青春像海燕樣的英勇
飛躍在暴風雨的天空
原野是長遍了荊棘
讓我們燃燒得更鮮紅
天空是佈滿了黑暗
讓我們飛躍更英勇
我們要在荊棘中燒出一條大路
我們要在黑暗中向著黎明猛衝
一、前言
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適值國立臺灣大學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改制六十週年校慶。六十年來，臺大集國家最優厚的資源於一身，為國家培養出無數的菁英、棟樑，所謂「人才為中興之本」，戰後臺灣的復興與發展，處處都可見得臺大校友的努力與貢獻。臺大的歷史，不僅僅是臺大校友的集體記憶，也是臺灣高等教育的重要史乘。以前流傳有諷刺臺大人投機和過客心態的俗語：「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臺大在臺灣光復後的六十年裡，並不是什麼事都令人感到榮耀的，社會對臺大有所付出，同樣也有極高的期待的。
在我們歡喜紀念臺大六十週年校慶的同時，請也不要忘記，臺大校史不是一向那麼歡樂的，至少，在戰後國難當頭之際，臺大人便曾經因為「愛國愛人」，而遭遇到無盡的劫波與苦難。直到二十年前臺灣解除戒嚴，以前的臺大，並不是如同我們現在一般，擁有充分的學術自由，可以任人在無窮的學海中追求真理。臺灣曾經有過一個專制而殘忍的統治集團考驗並試圖摧折知識份子社會良知的時代。面對六十週年的臺大校慶，我們毋寧更需要以哀矜勿喜的心情對於大學與國家的歷史進行回顧與反省，並向那些為臺大人樹立知識份子典型的前輩們感謝與致敬。
二、臺大創校簡史
臺大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由中華民國接收，但臺大的歷史並不是從那時才憑空而起的。事實上，臺大是日本統治時期臺灣高等教育的結晶。臺大的前身是一九二八年（日本昭和三年）建校於今校總區的臺北帝國大學，但位在徐州路的臺大法律學院暨社會科學院校區，卻早自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起，便座落著另一所獨立的高等學府，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我們現在召開《臺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術研討會所在的臺大醫學院校區，則原本是早在一八九九年（日本明治三十二年）日本據臺第五年即建校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
一八九九年設立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原本以臺灣人為招生對象，用以在臺灣培養現代醫學人才，【2】 而為了暢通在臺灣日本子弟的升學管道，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於一九一八年（日本大正七年）增設了醫學專門部。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一月十四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依明石元二郎總督頒布之〈臺灣教育令〉改制升格為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下則仍設醫學專門部，供日本人就讀。同年，臺灣總督府為因應臺灣產業發展的需要，提供日本人高等商業教育的升學管道，則於臺灣總督府大和町舊址即位於今之中山堂的前清臺灣布政使司衙門廳舍設立了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3】 另為臺灣人設立了臺南商業專門學校和臺北農林專門學校。【4】
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二月六日，臺灣總督田健治郎頒布新的〈臺灣教育令〉，規定除初等普通教育外，皆實施日臺共學制，即在形式上不再區別適用於日本人和臺灣人的學制，依此，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不再設醫學專門部，臺北農林專門學校亦改制升格為臺北高等農林學校。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改稱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簡稱臺北高商），另在臺南新設臺南高等商業學校，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自大和町遷校幸町即今臺大法社學院，臺南商業專門學校則併入臺南高等商業學校。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臺南高等商業學校併入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為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的臺南分教場，一九三零年（昭和五年），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臺南分教場廢除。
作為臺大前身主體的臺北帝國大學，係於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三月十七日在臺北市富田町臺北高等農林學校校址基礎上擴大成立者，乃為解決日本人在臺灣升學所設，以培養殖民地經營人才；也為了收容臺灣青年，以免其赴日本內地或外國留學而受反日或赤色思想的影響，造成殖民地統治的困擾。【5】 初設文政、理農兩學部，後理、農於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分部。臺北高等農林學校廢校，改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爾後於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獨立為臺中高等農林學校；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四月，臺北帝國大學復設立醫學部，合併臺北醫學專門學校，將後者改為附屬醫學專門部。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四月，成立預科，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十月，再成立工學部。【6】 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四月，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則改名為臺北經濟專門學校。
在一九四四年改制為臺大前夕，臺北帝大學生總數為三百五十七人，臺灣人僅有八十五人，日本學生佔臺北帝國大學全體學生的百分之八十，臺北帝大日本學生人數，又佔在臺灣的日本人中的萬分之九，而臺北帝大的臺灣學生數卻最多也達不到全體臺灣人萬分之零點二的水準。按當時全臺人口約為六百五十萬，日本人約四十萬人，僅約佔全臺人口的十六分之一而已。而教職員六百九十二人中，臺灣人一百四十二人，教授僅一人，即杜聰明。【7】 臺北經濟專門學校原即專為日本人設立的高等教育機構，至臺灣光復前夕，全校四百三十七名學生中，日本人居三百一十三人，佔了百分之七十一，臺灣人有一百二十三人，只佔有百分之二十八，但這已經是該校創校後歷年臺灣學生人數的最高峰了。【8】 由此可見，當時的高等教育制度對臺灣人有多麼地不公平，但這不單存在於大學，各級教育皆是如此，這正是日本殖民臺灣的實態。首位臺大校長羅宗洛在〈國立臺北大學之展望〉一文中即批評道：「日本限制臺灣青年入學，不用臺灣人才」。【9】 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即指出，日據時期的臺灣教育如同英領下的印度，在初等普通教育不普及的情形下，竟存在發達的高等教育，其意義在殖民者一方面要養成統治的助手，另一方面則要使一般庶民愚昧，以便統治。臺灣對高等教育的偏重程度雖然不如印度，但其內容則有印度所沒有的特徵，即高等教育由殖民者獨占。【10】
中華民國教育部臺灣區復員輔導委員會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由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長羅宗洛主持接收臺北帝大，改名國立臺北大學，十一月二十日，行政院會議則核定再改名為國立臺灣大學。 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原本欲安排許壽棠出任臺大校長，但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許壽棠與左傾文人魯迅交好，拒絕任命，【12】 乃由羅宗洛代理校長職。臺北帝大的文政、理學、農學、醫學、工學五部、醫學專門部及大學預科，依中華民國大學法制改為文、法、理、工、農、醫六學院，及附屬醫專和先修班。三十五年八月，羅宗洛因陳儀對臺大人事及經費多所干涉，如指定文、法兩學院院長人選，要求羅宗洛接受，又以臺大擁有實驗林及附屬醫院兩大自主財源為由，以削減補助臺大經費來逼迫羅宗洛就範，為維護大學自主，羅宗洛終憤而請辭校長，由首任工學院院長陸志鴻繼任；【13】 臺北經濟專門學校則亦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接收，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北商業專科學校，由張金潤出任校長，時有本科（商科）、理財科、貿易科和南方經濟等科，三十五年二月，臺灣省立臺北商業專科學校升格改制為臺灣省立法商學院，由周憲文出任校長，三月，除本科商業專科之一百三十八名學生外，其餘各科學生皆已畢業，因省政需才恐急，遂於四月新設普通行政、人事行政、社會行政、工商管理、法律、財政、銀行、會計、貿易、統計共十種專修科，五月招生三百二十六名，【14】 十月一日，省立法商學院於臺北市壽町內江街八十九號原臺灣省立臺北第四女子中學舊址設立分院，【15】 十一月，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下令將省立法商學院併入臺大法學院，三十六年一月，臺大法學院遷入省立法商學院校址，臺灣省立法商學院廢校，周憲文出任臺大法學院長。【16】
三十六年二月底，臺灣爆發二二八事變，臺大政治學系主任陳世鴻於三月一日出任臺大法學院長，臺大在時代浪潮當中受到嚴重波及，日籍教師紛紛求去，以致師資十分困窘。七月，法學院分院結束業務，併入本院，九月，校總區部份的法學院師生全數遷至徐州街（現徐州路）法學院院址，改由法律學系教授劉鴻漸出任院長。【17】 三十七年六月，國立北平研究院藥物研究所代所長莊長恭受命出任校長，但遭遇極大人事問題，終為解聘不適任教授【18】 及學生反對續招轉學生事深感心力交瘁而於十二月請辭，【19】 校務由醫學院長杜聰明代理。【20】 杜聰明原具有出任校長之聲望，但因曾經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間之談判，於事件後反而成為政府偵緝的對象，原在拘禁之列，賴臺灣省參議員林獻堂力保始得無事，因而未能真除校長，終而遠走南部，另創建高雄醫學院即今高雄醫學大學。【21】 九月，政治學系教授薩孟武出任法學院長，【22】 三十七年十二月，行政院任命國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為臺大校長。三十八年四月，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下令軍隊開進校園鎮壓搜捕臺大及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院學生，爆發四六事件，傅斯年極力為解救學生奔走，並對被捕而無法在學的學生，處以曠考而退學，免因遭到開除而可保留學籍，俟服刑期滿後再回到臺大完成學位。【23】 十一月，傅斯年發表〈國立臺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揭示「敦品」、「力（勵）學」、「愛國」、「愛人」四事，【24】 日後成為臺大校訓。傅斯年於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臺灣省議會報告校務時猝患腦溢血，當日辭世，後葬於臺大植物園，取名傅園，臺大並鑄傅鐘以為紀念。傅斯年殉職後，由文學院長沈剛伯代理校長職務，四十年三月，由教務長錢思亮出任校長。【25】 隨著兩岸形勢的逐步穩定，臺大在錢思亮長達二十年的治校期間，自此也進入了穩定發展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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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臺北：國立編譯館，二零零五年五月，頁一四四至一四五。
2 李園會，同上，頁一四四、二五六。
3 前清臺灣布政使司衙門為清末臺灣最高行政機關所在地，後一度作為臺灣民主國總統府，日本領臺後，則將臺灣總督府設於此處。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臺灣總督府新廳舍（即今中華民國總統府）落成，臺灣總督府始遷出前清臺灣布政使司衙門，將原址交由新設立的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作為臨時校址使用，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於一九二六年（昭和元年）改制為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並於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起陸續遷移至幸町新址即今臺大法社學院，布政使司衙門則於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交由原私立臺北盲啞學校改制新設的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即今臺北市立啟聰學校前身）使用，但臺北盲啞學校僅使用一年即遷校至臺北大龍峒現址，布政使司衙門乃逐漸荒廢。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臺灣總督府為紀念天皇裕仁即位，乃選擇在布政使司衙門舊址興建臺北公會堂（即今中山堂），於十月三日拆除布政使司衙門廳舍，建築主體如原籌防局門廳、布政使司大堂等，則於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重建於臺北植物園，即現今之林業陳列館。參：包宗和總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民國九十五年一月，頁一八；林衡道、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臺灣史》，臺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十日，頁六零五；李乾朗，《臺灣建築史》，臺北：北屋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六十九年七月一日，頁二零一至二零四。
4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頁二五六至二五七、三四零至三四四。
5 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看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臺灣近代史研究》，板橋：稻鄉出版社，民 國七十九年五月，頁一六九。
6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頁五一六；黃玉齋，《臺灣年鑑》，（四），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二零零一年三月，頁一零一八至一零二零；林衡道、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臺灣史》，頁五九八至六零一。
7 李園會，同上，頁五三五至五三六；林衡道、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同上，頁五九八至五九九。
8 李園會，同上，頁六八九至六九零。
9 鄭吉雄，〈羅宗洛先生傳〉，項潔主編，《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二 零零五年六月，頁四四二。
10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二零零二年一月，頁一七五。
鄭吉雄，〈羅宗洛先生傳〉，頁四三九；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六年二月，頁二一至二五。
12 戴國煇著，魏廷朝譯，《臺灣總體相：人間、歷史、心性》，臺北：遠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八月，頁一零二至一零三。
13 鄭吉雄，〈羅宗洛先生傳〉，頁四三九至四四零；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頁五七。
14 黃玉齋，《臺灣年鑑》，（四），頁一零四八。
15 包宗和總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史》，頁一九。
16 臺大法學院於三十五年四月由原文政學院分立設立，八月起由新任校長陸志鴻兼代院長，臺大於三十六年一月合併省立法商學院後，則由原省立法商學院校長周憲文出任院長，二月二十七日陸志鴻命政治學系主任陳世鴻兼代法學院院長，三月一日就任。臺大校史稿以陳世鴻為首任法學院院長，社會科學院史則以陳世鴻為臺大併省立法商學院後之首任院長，皆記載任期自三十六年三月起，校史稿無三十五年四月至三十六年二月間法學院長的記載，社會科學院史則僅記載陸志鴻自三十六年一月至二月代理法學院長。無論校史稿或社會科學院史，皆無有關周憲文的任何記錄。參：項潔主編，《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頁五三七；包宗和總編，同上，頁一八、二五。周憲文為臺灣經濟史學者，卸任臺大法學院長職後，轉任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任，主持臺灣文獻叢刊，對臺灣史貢獻卓著，此一在臺大校史及臺灣史學史上的重要人物，竟然在臺大校史及法學院史的正式志書中蒸發，令人不可思議。
17 包宗和總編，同上，頁一四、一九。
18 為莊長恭解聘之不適任教授組成臺灣大學解約還鄉教授聯誼會進行抗爭，要求臺大發給還鄉費，並且 繼續占用學校教師宿舍，乃引起輿論之大力撻伐，《公論報》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一日社論呼籲臺大學 生挺身而出，十七日，臺大學生自治聯合會在法學院召開會議，公開聲援莊長恭。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頁六九至七二。
19 臺大之所以招考轉學生，主因在於大批中國大陸流亡學生來臺需要安頓，但卻在開學不久後舉行轉學考試，明顯違反體制，而為臺大學生普遍反對，臺大學生自治聯合會乃組織反對續招轉學生委員會加以抗爭，並有衝進轉學考試考場之舉。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頁七二、一一四，莊長恭在兩難間選擇不告而別，臺大學生自治會部份幹部則趕到松山機場挽留校長，最後以指定一些教授評卷的折衷方案結束抗議轉學風潮。林木，〈回憶「四．六」〉，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編，《臺灣人與新中國》，臺北：海潮學術出版社，二零零五年二月，頁三零一至三零二。
20 張寶三，〈沿革篇──光復初期〉，項潔主編，《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頁一四。
21 陳寶川口述，卓遵宏、歐素瑛記錄，《陳寶川先生訪談錄》，新店：國史館，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頁 七五；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頁六三。
22 包宗和總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史》，頁二四至二五。
23 顏世鴻，〈塵世霜白，鴻雁丹心──顏世鴻口述史〉，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臺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二零零三年十二月，頁二一八至二一九。
24 傅斯年，〈國立臺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選，《百年大學演講精華》，新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二年四月，頁三五二至三五六。
25 張寶三，〈沿革篇──光復初期〉，頁一六至二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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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孟錦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