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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韓國瑜0190 馬英九錯在那裡?二二八事件是饑荒之資源分配問題?

文 / 韓國亮
【台灣法律網】


解說韓國瑜0190馬英九錯在那裡?二二八事件是饑荒之資源分配問題?韓國亮杜撰

米荒與饑荒問題

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以後,採取全面性的統制經濟[11]:49。日本人所留下來的237家公司企業,六百多個單位,全被納入長官公署所屬各處室所設的27家公司來經營[10]:29[11]:49[12]:68。對樟腦、火柴、酒、菸、度量衡等物品,全部納入專賣,然而「專賣局」所製的火柴、酒、菸品質差、價格又高,於是長官公署的專賣制度不但不能賺錢,還造成赤字,除此之外,就連許多民生物資,也都被納入統制之列[11]:50[12]:77[50]:110,如此專賣統制措施,不僅不替臺灣的建設著想,反而自臺灣奪取利益,引起臺灣人的不滿[11](pp50-51)。
隨著物價的暴漲,影響層面最大的,是緊接而來的米荒與饑荒問題[10]:32[12]:81。1945年11月27日,長官公署為實施糧食配給制度,組織二十餘隊「糧食勸徵隊」到全臺灣各地徵糧[20]:24[12]:64,收購價還不到農民的成本,平均臺灣每人每日配米8兩,遠低於在中國大陸國軍的25兩,於是臺灣人一天只夠吃一頓米飯,而臺北市到1945年12月中旬就停止配給[12]:64。米價開始上漲時,長官公署為了平息民怨,採取限制米價以及拋售存糧,以每人每週僅配給2公斤應急,但屬無濟於事[10]:32
,一般的公務員與平民已經無力購買米糧,只能吃番薯雜糧、地瓜葉,恆春一帶的貧民則吃檳榔葉填肚[58]。1947年2月13日,一千餘名臺北市民於艋舺龍山寺遊行請願,向長官公署和市政府要求解決米荒之事,後來遊行人數增加到數萬人,公務員也加入遊行[12](pp66、91)。《人民導報》於1947年2月22日第3版報導:「饑民僵斃路上,令人慘不忍睹」[10](pp33-34)[12](pp85-86),這種「路有凍死骨」的慘況普遍發生在整個臺灣[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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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敗走台灣時 總共帶去了多少人?

2018-03-23 由 麒麟談史 發表于歷史
解放戰爭後期,兵荒馬亂,大陸各省份軍民移入台灣人數難以有效統計,各方統計眾說紛紜,從最少的50萬到最多300萬都有。
當時,除了部隊之外,對於大陸人赴台有嚴格限制,須有批令才能上船,而獲得批令的只有五類人,其中包括:黨政院職員、中高級軍官、中央及省民意代表;上述人員之眷屬;先烈遺屬、具有殊勛及聲望人士;外國大使館人員及眷屬;教授、高校以上教師、文化人士、法務人員、科研技術人員、醫療人員、新聞人員、金融家、實業(工商業)家、營造技術人員。
綜合各種資料作分析:1945-1949年間,國民黨軍到台灣者大約50萬人;其後又有軍隊陸續退至台灣,1950年5月部署於舟山群島的軍隊7萬餘人,另有約5萬青壯民眾隨軍入台,合計約12萬人。從海南島撤退約2萬餘人,1953年黃杰的部隊從越南富國島入台的軍民約26028人,加上1953年之後有些軍隊陸續轉進入台,如1954年1月韓戰中一些華籍戰俘入台近萬人,滇緬李彌的殘部約3000人。總共部隊約60餘萬人。
至於公務人員及一般民眾,據估計1945-1948年年底入台的外省人大約為17萬,1949年大約為30餘萬人,合計1945-1949年年底從大陸入台的人數約50萬人,加上1950-1953年大約有10餘萬人輾轉入台。故以此推估,兩者遷台的人數大約60餘萬人。軍民合計約120餘萬人。
還有一個方法,根據台灣政府資料,1940年日本的「台灣總督府」進行最後一次人口普查,台灣總人口為587萬2084人;1946年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統計為609萬0860人,但這次統計極為粗略,只知道未計入軍隊,無法確認是否包含當時仍留居台灣的日本人,及大陸赴台人士。
1956年,台灣局勢穩定,進行第一次正式人口普查,總人口(含軍隊)為936萬7661人。
1956年的人口有了,但拿1940年或1946年的數字當作比較基數,都有很大瑕疵。幸好該次戶口普查中,還登記了籍貫,非台籍人口約93萬人,加上未設籍軍人27萬人,共約121萬人,約占當時台灣人口937萬人中的13%。這應該給了我們一個比較精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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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遠芬先生口述回憶

 我在福建省保安處當參謀長時,福建很多匪亂解決不了,處長黃珍吾(黃埔一期)向省主席陳儀推薦我。我表示只要省主席答允在匪區幾個縣停止徵兵、停止徵糧,三個月可以完成剿匪。
 第一個月我把匪徒主力擊破,第二個月分區圍剿,第三個月以突擊隊追擊匪首,匪首陣亡,其餘無心再戰,結果全部繳械,獲得陳儀賞識。
 抗戰時政府缺乏西藥、棉花等,當時我在福建守海防,而福建沿海有廈門、晉江、漳州等港口,走私相當猖獗,惟私梟都不敢在我的防區蠢動,其間有若干軍統人員行為囂張,然而我對情治人員絕不縱容,就曾有不法情治人員將走私鴉片之菲律賓華僑當作煙犯「擄人勒索」,亦有向走私西藥者詐財勒索情事,都被我一一加以正法,軍統當局也沒有對我不利。
 而陳儀在福建當省主席時,把軍統頭子張超槍斃,我認為在政策上不能說不對,但在執行槍斃速度上過快,軍統可能不太高興。
 我和陳儀有了福建共事的因緣,所以在日本投降後沒幾天,層峰發表陳儀當台灣行政長官,他就打電話找我去當參謀長,我說我能力不夠,然陳長官卻給予肯定。當時,我擔任蔣委員長侍從室參謀,蔣公於三天後召見我,諭示陳儀保我到台灣當參謀長,相信我足以勝任,鼓勵我去履任。
 就這樣我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來到台灣;主要任務是警備總部參謀長。並指示經費開銷五萬元以下及中校以下人事任免委由我處理,至於政策的決定則全由陳儀作主。
 陳儀,字公俠又改公洽,西元一八八三年五月三日生於浙江紹興,日本士官學校第五期卒業及日本陸軍大學畢業。曾任北京政府時代浙江都督府總參謀長,軍政司長,孫傳芳時代曾任孫之師長,在國民政府時代,曾一度任軍政部次長,民國二十三年起任福建省主席,在職八年,民國三十一年調為行政院秘書長,未幾復調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
 他主張國有財產制,不贊成企業私有化,重視社會福利,對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很有研究;非常崇拜國父孫中山先生,每朝起床,務必先對總理上一支香,中國共產黨也肯定陳儀是民國以來第一位清官。
 陳儀喜歡拔擢人才,不講究關係,各省籍都用,惟獨共產黨不用。彼擔任師長時,湯恩伯當書記,見其年輕有為,乃保送至日本留學,回國後拔擢不遺餘力。當軍政部次長兼兵工署長到德國買軍火時,俞大維任翻譯官,俟其留德返國即保薦任兵工署副署長,後接任署長。
 受陳儀提拔的優秀人才不可勝數,諸如嚴家淦、包可永、張國為等均為其中之佼佼者;對於青年黨人亦照顧有加,如沈仲九、夏濤聲、李萬居等人,致使國民黨中央稍有微詞。在福建擔任省主席時就跟省黨部合不來,很多事情都由政府來辦,得罪了許多有錢人,甚而有人認為陳儀心狠手辣。然而在他的治理下平定了土匪,建立人事制度,整理財稅,推行國語,並且在抗戰開始徵糧,為各省之冠,在在顯示其政績。
 台灣光復,就任台灣長官公署長官,仍未改其清廉本性,惜與民?沒有太多接觸,造成相互間的隔閡,加上政治手腕不圓滑,以致政治聲望無法提高。台灣光復初期,原先只有台灣新生報(設於台北,代表省政府)、掃蕩報(設於台中,代表軍方)、中華日報(設於台南,代表黨部)及代表中央尚未遷台的中央日報。未幾,傳播媒體卻如雨後春筍,諸如民報、人民導報、中外日報……等紛紛設立,加上陳儀主張言論自由,對言論尺度完全開放,毫不設限,以致對於時政及他的批評,大張撻伐者比比皆是。
 然而,他仍不為所動,一直秉持其「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清閒是墮落,懶惰是罪惡」的座右銘勤儉治台,他自認為台灣人做了很多事,台灣人應該對他很好。二二八事件發生,他也自認為對事件的處理是正確的,至於造成那樣的後果是始意料未及,所以他不認為要負責任,在離開台灣時說過,幾年後台灣人會懷念他,對自己相當肯定。
 卸任「台灣行政長官」後閒居上海,蔣公召見他三次,要他復出,他都堅持不肯,最後在何應欽將軍大力推薦和蔣公力邀下,遂就任浙江省主席。至於後來請其外甥丁名楠帶信給湯恩伯,其意旨是要湯放棄抵抗,認為抵抗沒有用了,並不是要投共,是要保護上海老百姓,免得人民因戰亂而痛苦。
 西元一九五○年被槍刑前,當時參謀次長林蔚(蔚文)、軍政部長俞大維及張群等人曾先後去探望他,勸說向蔣公認錯,寫一紙悔過書,將可恢復自由在台灣定居,但其始終不肯認錯,否則應該不會死。
 六月十八日清晨,陳儀在台北新店以通匪叛國罪執行死刑時身著西裝,打黑領帶走完其人生旅程;當時我在陽明山受訓,蔣經國先生任班主任,見報告訴我陳儀已被槍斃了,真是件遺憾的事,要我不要難過。陳儀屍體經火化葬於台北八里,立碑曰:陳公退素之墓,享年六十七歲。
 光復初期的台灣同胞,吃的不見得怎麼好,住的則比大陸好,尤其是都市建設稱具規模,交通建設亦是。接收人員則以在重慶所成立的台灣光復設計研究委員會及台灣幹部訓練班成員為主,其中台籍人士參與者即俗稱「半山」者不乏其人,如黃朝琴、連震東、謝東閔、劉啟光等,並在台北成立省訓團訓練公務員。
 接收時,陳儀希望建立制度,並要求行政不中斷,學校不停課,工商業不停業,工廠不停工.尤其是在台灣的日本人很聽話,很守紀律,破壞的房舍、道路請他們修護,都能配合,後來經過半年的時間,六個師的日本軍以及數十萬的日本老百姓之遣送工作始告一段落。
 在那期間,陳儀更處處為台灣同胞著想,最大的貢獻是在財經方面,未受當時中央經濟破產、貨幣貶值的影響,而能維持台灣經濟安定。當時財政部曾派中央、中國、交通及農民四家銀行偕同該部煙酒稅局、海關總署人員前來接收台灣財政經濟機構,陳儀堅持不肯,並請中央勿在台使用金元券而要求繼續發行台幣。數度交涉始獲中央首肯;惟時值中央財政拮据,乃提出一交換條件,即台灣須以接收的十五萬噸的砂糖解繳中央。
 結果,上海大公報竟歪曲事實,說陳儀走私台糖十五萬噸,使長官公署蒙受不白之冤。後來造謠的大公報記者來台找我,我認為當記者在真相還沒查清楚前就造謠生事、毀人名譽,遂把他扣押起來,後來還是陳儀要我把他放回去的。
 接收時,各政府機關都由警備總部特務團派衛兵守衛,惟獨長官公署陳儀認為不必要(僅有穿便服者);不僅如此,位於今總統府對面的賓館他也不住,另選於台電公司日籍董事長的舊居(二二八事件後始遷至延平南路)。
 至於我,亦不住日軍參謀長的住所(今陸軍軍官俱樂部),而以月租八百元向板橋林家花園(林忠賢)租下位於台北市中山北路大直附近的別墅(後曾為日本駐華使館舊址),後來移交時,彭孟緝亦不要住(遂遷住原警察局長公家宿舍)。
 接收日產的官員,發生嚴重貪汙情事屢有所聞,發接收財者以大陸回台的台灣人居多。台灣光復,歡迎祖國的行列,當以中小學生為最,看到穿草鞋戴斗笠、破破爛爛的軍隊,小孩子都哭了,倒不是感於這樣可憐的軍隊竟能和日本人抗戰八年勝利而哭,而是對祖國有點瞧不起。
 當時陳儀亦不希望軍隊太多,否則軍紀不容易維持。另一方面,蔣公認為大陸正戡亂,需要軍隊,所以遂將六十二、七十軍調回大陸。因此依當時情況,包括陳儀在內都認為台灣同胞很守法,認為不須要駐有軍隊,換句話說,大陸來台官員,心理上並沒有高高在上心態;惟中、下階層素質良莠不齊,可能有人把台灣人當被征服者看待。加上政府對於「皇民奉公會員」及「御用紳士」當漢奸看待,不僅動員警備總部及各警察單位作全面調查與瞭解,就是後來楊亮功的調查報告附件之一,即認為皇民奉公會員為事件主謀。
 事實證明,日本撤離台灣後,所培養的「台奸」和「御用紳士」,因非法接收日產怕政府清算、調查或被收回,這批野心家遂利用緝煙偶發事件,鼓動民?來推翻政府,二月二十八日早晨謝娥(國大代表省婦女會理事長)、李緞(省婦女會副理事長)及李連春(糧食調節委員會總幹事)先後向我報告這批人昨夜開會結果,並決定今天暴動提醒我注意,更足證以上觀點之正確性.
 然而,由於平素黨政的不合作(陳儀與政學系親近且關係良好,然與省黨部表面上沒什麼特別不好,)加上官吏貪汙嚴重以及本省人與外省人待遇又不一致(內地來台者,不准攜帶家眷來,惟恐家累造成貪汙,所以發給津貼或補助,致與本省人待遇不一,且相差相當數目),在各種背景互相激盪下,星星之火遂以燎原。
 綜上所談,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尤其是事件的擴大,可說是「事在人為」,亦不是不可以避免的悲劇,如果行政長官是我,我將不會「閉門造車而不知民情」,會事先加以防範,不會如此大意。發生緝煙血案,我會立刻將傅學通等一干肇事者立即移送軍法審判以平息?怒。至於坊間有人認為陳儀在福建把軍統頭子張超槍斃,得罪軍統,故台灣接收後,軍統故意與陳儀為難,惟證據顯示並無其事。
 耶穌基督教訓人:「是,就說是;非,就說非」,基督徒的我,現在就以這立場來談二二八事件。
 民國三十五年間,有一些報紙對台灣政治批評很多,預測到台灣遲早會發生亂事,陳儀倒沒有這種感覺。當時,台灣實施專賣制度,走私(多來自香港)抓得很緊;但由於專賣局產品的品質欠佳,價格至局,走私容易賺錢,所以私煙充斥。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時分;專賣局查緝員傅學通等人取締私煙,造成煙販林江邁受傷,市民陳文溪被開槍打死(被送至洪外科醫治,第二天才不治死亡)。那時,陳儀對查緝員帶槍出事(陳儀本就禁止警察出巡帶槍)非常震怒,惟陳儀卻認為台灣老百姓很守法,不會有什麼亂子發生;誤傷人命,賠償即可了事(死者二十萬元,傷者五萬元)。
 事件發生,憲兵即把查緝員扣留起來,群?包圍警察局、憲兵團(位於愛國東路今中正紀念堂附近,即聯勤總部原址),要求就地槍決博學通,憲兵表示「無權」,遂把傅氏移送司法機關審理。當時,駐台兵力非常薄弱,憲兵第四團(只有二營駐台)就成為事變發生時維持治安的主力,一營駐守台北,一營負責縱貫鐵路沿線安全;另有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一個團看守南部軍事倉庫及基隆、高雄、澎湖三個要塞司令部,至於警備總部只有特務團。
 至於本省籍警察,在事件發生後多回家去了,警察機構只好靠中央警官學校派來的一千多名警官及福建警官訓練所派來的幾百人支撐場面,那時候,警察不僅無法負責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甚至不少警察單位為暴徒所佔用,此外暴徒更攻擊各地軍事倉庫,搶奪武器及裝備。
 接著,台獨及共產黨亦介入事變,問題遂愈形複雜;加上,暴民多是日據時期在台灣犯法,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派往南洋,戰後遣送回台的浪人,生性殘暴,約有五萬人之譜。(另有被日本徵召至南洋服役者約有三萬人,在戰後亦被遣送回台)。
 陳儀沒有意想到亂源就在這地方,更不可思議的是事件主幹竟多為國民黨員,加上省、市各地所成立的事件處理委員會,省市參議員雖多有參與,但局面卻為反動份子所把持,以致不發生作用,說話沒人聽。為此,陳儀只有依照二月二十八日黃昏時刻由南京飛抵台北所攜蔣主席手諭指示事件處理原則辦理:
 一查緝案應交由司法機關公平訊辦,不得寬縱。
 二台北市可自即日起實施局部戒嚴,希迅速平息暴亂。
 三政治上儘量退讓,以商談解決糾紛。
 四軍事不能介入此次事件,但暴徒亦不得干涉軍事,如軍事遭受攻擊,得以軍力平息暴亂。
 陳儀乃依蔣主席指示,下令台北實施局部戒嚴,由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上校為戒嚴司令,並由警備總部特務團及基隆要塞司令部派警備大隊到台北支援。台北局勢遂較為好轉,但暴徒紛紛順著桃園、新竹、苗栗南下到達高雄,事態更趨擴大與嚴重。
 二月二十八日示威遊行隊伍行至專賣局時,我曾派王民寧到場勸導群?,他回來報告說,群龍無首不容易解決,加上陳長官原不同意軍事介入,所以我就不便再理會遊行之事。
 當陳儀下令台北局部戒嚴時,我乃指示情報機構(警總調查室陳達元少將、憲兵第四團長張慕陶及軍統林頂立),自即日起動員偵察事變為首份子並嚴密監視。偵察結果都有紀錄送至警備總部,隨時向陳儀呈報,再由陳儀下達指示。
 陳儀原本希望事件能和平解決,所以一再期待和容忍「事件處理委員會」,能提出具體方案且從中斡旋處理;所以對於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中將於
三月六日 揮軍下山,剛開始時陳儀很不以為然,表示發生任何後果,彭將軍要負責,並立即派謝東閔南下處理;然而高雄地區暴徒要彭將軍放下武器繳械投降,彭以守土有責乃軍人天職,堅持不允,陳儀見騎虎難下,遂下令彭將軍以軍事解決。
 由於蔣公曾命令軍隊不得介入,但當暴民攻擊軍事機關時,可用武力平亂。在高雄暴動後,陳儀即電請蔣主席宣佈自 三月九日
起全台實施戒嚴。全省分成二個戒嚴區,北部(台中以至基隆)由史宏熹少將負責,南部(包括台中至高雄)由彭將軍負責之。
 事件中,各縣市「三民主義青年團」有很多成員參加(團長李友邦軍校二期,入共產黨,在事變後不久被捕,不久又獲釋,民國四十一年被槍斃)。至於共產黨是在事件發生後才介入(事件並非共產黨所策劃),惟中共人員很少暴露其身分。
 至於外國人,則在事件發生後,只於暗中參與,而以美、日為最,尤以留台的日本技術人員中,有可能潛伏著戰時的情報員在幕後煽動群?。
   省市參議會遵照陳儀的構想,成立事件處理委員會,同時憲兵團長介紹「台灣政治建設協會」理事長蔣渭川給陳儀,在事件發生前段,似發生若干影響力(後段就無法發生作用,至於後來憲兵為何要求追殺蔣渭川就不甚瞭解。)
  事件處理委員會原則上應無情治人員介入;至於事件中,林頂立(軍統台灣站長)成立義勇總隊;許德輝(軍統台北站長)成立忠義服務隊,可能成為警總調查室的外圍組織,並不需要逕向警總報告的。而軍統局主要在調查事實真相,沒有確切證據顯示其與事件遇難者有直接關連。
  而我(警總參謀長)只是一介幕僚,徒有建議權,並沒有執行權,事件發生後的十天,每個晚上都躺在辦公室沙發椅上過夜。
  三月九日(編按應為八日)晚上,暴民暴動,好多機關及單位被攻擊,雖然,戒嚴司令下達命令,如果看到老百姓就對空鳴槍,並且呼籲大家不要出門,但當晚仍死傷很多人。
   陳儀召見我表示已下決心,要取消所有處理委員會,並下令逮捕所有為首者和幕後策動者。至於逮捕作業,主要是由憲兵依陳儀所核定名單來執行,而名單是陳儀直接交給憲兵團長張慕陶的,坦白的說,警備總部自始至終並沒有派人參與逮捕人犯的行動。而所提到嘉義處委會成員分三次被槍決壹事,可能逕由當地憲兵營執行,並沒有陳報警備總部。
   當時國內的軍隊,軍紀並不嚴整,原駐守台灣的六十二軍(廣東部隊)、七十軍(顧祝同部隊)也都一樣,所以外界有些認為「軍紀是發生二二八主要的原因」,但我並不以為然,因為陳儀很重視軍紀,在未正式接收台灣前,軍政部派來一位負責接收軍品的特派員馬少將涉嫌貪汙,就被槍斃正法可以為證。
  後來,佈防於長江一帶的二十一師,鑒於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奉蔣主席指示,並由參謀總長陳誠下達命令,開拔赴台協助平亂。這支隊伍無論在兵員素質裝備及戰鬥力,尤其是軍紀方面堪為國內軍隊之楷模,遠勝於六十二軍及七十軍許多。唯台北在
三月九日 晚上暴動即被平定,二十一師來台後遂以追擊殘餘分子(以台中埔里及嘉義為主)及穩定台灣軍心民心為首要任務。
  三月十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奉蔣主席命令到台灣宣慰並商籌善後處理事宜,召集全省各單位會商時鄭重表示:今後逮捕人犯都要由警總而不可由憲兵執行。為何如是宣佈?內情我並不太瞭解;惟據聞當時張慕陶曾寫信向陳儀抗議,表示憲兵是司法警察,應可逮捕人犯,遂繼續為之。
   事件後,白部長推崇彭孟緝將軍為模範軍人,同時新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亦向
蔣公保薦彭,所以晉升彭將軍為警備司令。當時國民政府蔣主席對於我在台灣處理二二八事件的經過相當清楚,除於三月十三日致電陳儀令其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命論罪外,我回南京後,蔣公特別再派我到東北當視察組長時召見我,並在東北淪陷後派三次飛機來接我,對我備極關懷。
   綜言之,二二八事件處理原則,不管是當年國民政府蔣主席的指示或陳儀的決心都沒有錯。錯的是政治野心份子,想利用這偶發事件,製造事端來推翻政府;加上處理委員會調解糾紛功敗垂成所致。很多人以為一切軍事上的處理,都是我(柯遠芬)處置的,事實上,參謀長只能管理警總內部事務,外面的事不能管,因為警備總司令是陳儀,只有他有核定權。
   我在四月份就先行離開台灣,職務交給副參謀長范誦堯,並請范代為移交與彭孟緝(五月接任警備司令),清鄉時我已離台,故內情並不知悉。
   國防部長白崇禧派系觀念濃厚,因為知道我與蔣公的關係,所以對我並不怎麼喜歡,故以新疆盛世才案(主張聯俄,甚至把中央派去的人扣留,並槍斃好幾個人,蔣公要查辦)來影射二二八事件;事實上,台灣並沒有槍斃政府派來的人,所以兩者不能同日而言。
  當時,有些報告對我有所指責(編按,三十六年四月十七日白崇禧簽呈蔣主席,警總參謀長柯遠芬處事躁切濫用職權,對此次事變,舉措尤多失當,且賦性剛愎,不知俊改,擬請加以撤職處分,蔣公批「閱」字),蔣公在我赴東北前召見我,說:「你吃虧了」!我稟報蔣公:「不要緊的」。同時,我認為事件主要份子都是國民黨同志,如蔣渭川、王添燈等人,所以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沒能盡到居中調解責任,殊為憾事。
  大陸來台同胞在事件最初幾天,於台北市傷亡比較嚴重,後來就很少。而本省同胞(尤其是暴民)攻擊警察機關、小軍事單位及飛機場等,因為這些單位反擊造成傷亡就較多,至於被軍隊直接開槍打死者為數不多。當時,根據警備總部各地彙報的統計數據,死亡者四○八人,受傷者二、一三一人,失蹤七二人;而新聞界誇大為幾萬人,這是不可能的,我無法同意,到底當時在台駐軍為數並不多。至於遇難者或失蹤者,許多屍首遍找不著(如陳炘、林茂生、阮朝日等),到底被埋葬或火葬?抑或如何處理則很難判斷。因為它是陳儀下令由張慕陶所執行的。
   還有,軍中文書和行政機關一樣。檔案有一定的保存期限,過期即可銷燬,當年從台灣光復到二二八事件資料都很齊全,惟警備總部的二二八資料,以行政方面居多,軍方資料則很少,據我所知,多送到憲兵團,至於現今憲兵司令部是否還保留當年憲兵第四團檔案則不得而知。而楊亮功監察使,在學術界有其地位,然而來台時,事件已近尾聲,加上沒有辦法與一般民間保持接觸,所以監察院的報告,對於事件中間經過情形並不很清楚。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一般百姓對政府還是蠻好的,且在事件中就有許多內地人受到本省人收容保護,充分發揮同胞愛的感人事蹟(我來台後曾經仿蔣經國先生在江西成立的正氣學社,把台灣青年組織起來,約有數百人以台北為主,在事件中救了很多台灣百姓);目前政府與民間決定設立和平紀念碑,還說得過去,唯對於暴徒攻擊軍事措施等,則萬不能給予表揚。
出處: 柯遠芬先生口述回憶 - 二二八演義 陳儀真相館 - udn城市
http://city.udn.com/66198/4585699#ixzz5pCwQw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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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時期台灣經濟政策的特質及其影響(一)

發佈日期|2015.04.12文 / 翁嘉禧
2007.09.28
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經濟組副教授、社會科學博士
二次大戰之後的台灣,在日本資金、人才以及技術快速撤離下,經濟面臨空前的困境。因此,首要工作除了要積極恢復生產,以平衡供需外,有關如何穩定物價,平衡財政收支,創造就業機會及應付中國內戰的需求等,皆是重要經濟目標。
回顧二次大戰末期,日本為積極準備本土之大決戰,乃大量搜刮台灣的原料與設備,致使台灣的民生物資生產陷入相當蕭條狀態。加上戰後的中國情勢紊亂,重建工作面臨諸多困難,實際上,已無力兼顧台灣的發展。在行政長官公署時期(1945年8月~1947年5月),台灣所採行的行政、立法與司法體系,與中國大陸各省有極大之分野,是一種特殊的體制,行政管控較嚴厲。而在1947年2月底終因在錯綜複雜的因素下,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此乃是台灣現代史上的大悲劇。本文,係針對該段時期的經濟相關情勢與主要政策作探討。
   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台灣經濟情勢已呈現極端惡劣狀態,為使探討主題輪廓更為清晰,本文乃選擇與民生重大關係的糧食、工業、貨幣、物價、貿易、公營事業等政策來剖析。在每一部門的解析中,將針對相關的情勢作觀察,希望透過主要經濟政策的探討,對當時經濟政策所顯現的特色及其影響,有更深入的瞭解與評析。

貳、管制式的產業政策及其影響

一、糧食危機下的農業控管政策
   自從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對於糧食之需求激增,為充裕糧食供應,乃在1939年實施「台灣主農作物增產十年計劃」,並積極推行稻作及其他各種重要農作物增產。(1)此種多角化的農業增產政策,不久即呈現立竿見影之效。例如1941年台灣農業生產總額共達5億 7千 3百多萬元,較之1937年增長幅度達42﹪。惟隨著戰爭轉劇,農村少壯常被征調作戰,農村勞力頓減,加上化學肥料供應不繼,各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以及戰時統制經濟(2)加強,農產品的低價強制收購,等於強迫搜刮,農民生產意願下降,米穀生產遂一落千丈。導致1945年的產量約為盛產期的一半。至於其他非急需農產作物,在戰時統制與戰火摧殘下,田園已幾近荒廢,生產力低落到極點。
  又因為物價狂漲,1945年約為1937年的21倍,(3)由於一般商品較能迅速反映通貨膨脹,反觀以基本食糧為基礎的農產品,其價格變動常在一般物價調整之後,且因受政府掌控,調整幅度亦有限。因此,農民的剩餘生產物就在通貨膨脹過程中更受到剝奪,農民的生活可說陷於更加窮困化。
  二次大戰後初期,農業發展的重心在於迅速恢復生產,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短缺,以緩和惡性通貨膨脹。惟因主事者忽視台灣人民久經戰亂,急需調養。加上中國內戰轉劇,國民政府又再進行糧食的強制徵收,在此環境下,台灣遂成為榨取的主要對象。
自從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後,國民政府便於1945年10月31日發布「糧食管理臨時辦法」,並於11月1日成立「台灣省糧食局」,積極推動糧食統制政策。這個臨時辦法,顧名思義,乃是暫時沿用日據末期的戰時糧食統制機構與分配制度,並且結合國民政府在大戰期間所實行的「地租物納」(田賦徵實)及一連串的糧食政策。(4)從圖1中所顯現的網絡關係,當可更清楚暸解當時政府如何掌控台灣糧食的產銷與分配。
  政府在朝向土地稅物納制的作法,進行相當順利。於是在1946年7月3日公布「台灣省田賦(地租)徵收實物實施辦法」,從1946年第二期作物收穫時採行。此雖是用以隔離因通貨膨脹所造成實質土地稅收之減少,是一種非常時期體制下所採行的一種特殊財政手段。這乃是確保軍糧供應的糧食徵收方法,它的動機與形式,乍看之下,似乎是合理的。惟就台灣的土地稅制度從物納制改為金納制後,再度回到物納稅,不管它所持理由為何?田賦徵實可算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一種走回頭路的作法。(5)
二次大戰後,台灣重回中國經濟圈,然因物資缺乏,中國內戰轉趨激烈,政情極度不安,以及對經濟混亂的疑惑,因此通貨膨脹不斷蔓延。但在台海兩岸的物品交換過程中,台灣顯然是吃虧的,台灣的農民因而受到另一種經濟剝削。從表1可看出,代表台灣產品的米、糖、豬肉、蔬菜等物價指數,顯然比代表大陸產品的棉布、麵粉、大豆餅等之物價水準低。尤其台灣出口的糖價低,而自大陸進口的棉布價位高,壓低台灣蔗農收入,卻增加台灣低收入民眾對棉布的負擔,此種交換關係實際上是一種不等價交換關係。另外,在表1中亦可發覺勞工之薪資調整也是落後物價上升幅度,總之,從物價結構分析,二二八事件前夕的通貨膨脹使得農民與低層勞動者所受剝削更加明顯。
  行政長官公署所採行「隨賦徵實」加上國民政府後來實施的「隨賦強制收購」和「肥料換穀制」,此三者成為政府徵收手段的三根支柱。在供銷對象中,軍用糧需求量最大,約佔一半,加上公務員糧食,二者約占七成,其次是出口,最後是一般消費市場。政府藉嚴密的控制機制,完全掌握米穀的流通過程。
    由於糧價有公定價格和自由市場價格,政府當然按公定價格強制徵收,公定價約為市場價的三分之二。因此,對於農民而言,物納制比金納制在實質上是加重負擔,再結合政府的低價隨賦徵購制,以及後來的肥料換穀制,基本上,政府從中獲取巨額的利益,而影響最大者則為一般農民。
由於戰爭的破壞,主要廠房、機器設備、基礎發電及交通設施難以支援,加上欠缺進口維修器材所需外匯,以及日本撤走的資金和三萬多的日籍行政及專業技術人員,影響工業生產極為重大。因此,戰後的主要工業政策是強調恢復生產。雖然恢復過程極為艱辛,但主要且列為優先考量的產業,亦取得一些成果。例如:戰後一年,發電量及煤產量均約增加四倍以上。其他如糖業、水泥、製鐵、造紙、紡織等項工業,亦多由被炸之殘破中逐漸整修恢復生產。例如日據時期台灣擁有新式糖廠42所,其中被轟炸者有34所,經積極整頓修繕,至1947年已有糖廠35所恢復生產。另肥料工業在1945年8月僅產半製品電石190噸,至翌年10月份電石產量達550噸,另產肥料成品之氮肥420噸。紡織工業在1945年8月份僅產各種織品1萬5千公尺,但至1946年10月份棉布及棉麻交織品產量激增至28萬公尺,另產棉麻紗6萬5千公尺(9)。整體觀之,工業復甦主要原因,包括接收日本遺留之設備,進口減少只好仰賴自給自足,以及需求的增加等。
(2) 「統制經濟」就是對既有資源在最大限度內的強制徵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台灣比照日本本國進入「國家總動員法」頒佈各種統制法令。這些法令的範圍極廣,可說橫跨了民間經濟生活的各領域,包括物資、勞務、交通、對外貿易、金融等各方面。
省物資調節委員會,注重一般市場物資之調節,以及經濟之穩定工作,凡省內原材料及民生必需品之供應,均得自行向國外換購進口,以便調節市場盈虛。該委員會為應業務需要,并在全台各大城市設置辦事處,負責各該地方物資調節事宜。而中央信託局,其業務範圍相當龐大,包括購料易貨、儲運、產物保險、人事保險等部門,然其重點在物資調節方面,一方面充沛物資來源,使供應不虞匱乏,另一面則儘量供應市場,使物價不致過分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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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11 20 1945年。陳儀政府為接收台灣主要物資,設置台灣省貿易公司。
1945 11 20 1945年。國府行政院決定設立國立台灣大學。
1945 11 23 1945年。國府公署農林處制定『台灣省食糧徵購調整委員會組織辦法』。
1945 11 26 1945年。陳儀政府成立台灣經濟委員會,陳儀自己兼任主任委員。
1945 11 27 1945年。國府陳儀政府派了二十多個『糧食勸徵隊』,分赴台灣各地徵糧。
1945 12 3 1945年。因台北市食糧不足,國府行政長官公署開始實施米配給。
1945 12 4 1945年。國府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禁止用米釀酒及製粉。
1945 12 5 1945年。國府完成台灣省區海空軍的接收工作。
1945 12 5 1945。二次大戰前滯留日本的台灣人開始分批返台,總數約三萬人。
1945 12 6 1945年。國府下令台灣設九個省轄市,市以下分區里,區設區民代表會。
1945 12 6 1945年。國府行政長官公署公布省轄市組織暫行規程。
1945 12 7 1945年。國府成立台灣省茶業有限公司。
1945 12 9 1945年。國府陳儀政府下令停止人民團體活動,卻又宣布地方自治三年計畫。
1945 12 9 1945年。國府公布台灣省民姓名回復辦法。
 1945 12 9 1945年。國府行政長官公署公布第二期稻作征收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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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設立『台灣省食糧徵購調整委員會』,派了二十多個『糧食勸徵隊』,分赴台灣各地強迫徵糧。台灣警備總部司令柯遠芬更下令,以嚴厲的手段維持反囤積的法令,要求警察強制進入民宅搜查。
林挺生的大同公司當年發行的內部刊物,曾經如此描述台北當時的情景:『市內都是天天失業的人群,以及無法脫離貧窮的泥沼,過著牛馬一般的生活,一天不做工第二天就會餓死....。街上充斥著東張西望找機會賺錢的神經質官員、銀行家、商人。要是不多此一舉傳入各種文物,生活雖然原始,卻較和平,像人樣而且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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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殺人魔(柯遠芬)觀點……
大陸撤退來台軍人約二百萬?(有少許家眷)(歐戰大撤退約三十萬?)到岸離船都是有槍無糧?如何令軍隊嚴守軍紀不外出殺戮搶糧存活是警備司令的責任…其時日軍己成強弩之末彈盡援絕(台灣有自殺零式戰機…油料有去無回?供參)顯見台灣約四百萬人口己窮困…可用資源欠缺(隱存少數人手中)……從大數据言……二二八是資源重分配的過程…少數個案執法缺憾…必然存在…後代子孫不可辯解…否則對不起受害人…但能保台灣六百萬軍民能勉強存活…也算盡忠職守(所以亦為長官了解未予處分)……柯p為受害家屬能放下共伯父?個案冤屈仇恨…或許因此同心同理……供參……
以上…為友人(柯遠芬親友)告知……不願如白先勇出而尋求翻案…歷史傷痛不可忘但可互相諒解……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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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再為二二八道歉:悲劇起因當時政府貪污腐敗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65週年,馬英九總統在下午前往台北市「二二八和平公園」參加「二二八事件65週年中樞紀念儀式」,代表政府返還受難者私人文書予4位家屬,以及頒發回復名譽證書予9個家庭,包括二二八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詹啟賢與多名受難者家屬都出席,紀念儀式則是在受難者潘木枝外孫女陳芳齡充滿撫慰的歌聲中揭開序幕。
總統致詞時首先感謝受難者與家屬們的出席,因為他們的大愛及勇氣是讓傷口癒合的關鍵。總統表示,二二八事件發生兩年後台灣開始戒嚴,因此很少人討論及瞭解全案;解嚴後,政府開始推動二二八事件的立法工作,於民國84年完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的立法程序,設立基金會展開補償作業;並從民國85年開始,政府每年均舉辦紀念儀式,讓國人更能瞭解歷史教訓及珍惜人權價值。
總統談到,他參與處理二二八事件至今已將近20年,深感「歷史的錯誤或許可以原諒,但歷史的過程不能遺忘」,過去他經常與受難者及其家屬接觸,非常能體會家屬50年來的悲慟,絕對不是用賠償及道歉就能撫平的;因此,「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定會持續推動調查及教育方面的工作,也希望政府機關同仁多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瞭解人權保障的重要性。
總統指出,去年7月15日,他在「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追思儀式」上,將政治受難者黃溫恭先生的家書歸還家屬後,即積極要求行政院研考會及檔案管理局全面清查國家檔案,瞭解是否有類似的私人文件;這項工作自去年9月展開,已於11月底完成,共清查約8百萬頁的國家檔案,查得可返還之私人文書共計776頁,所涉及的當事人共177人,其中有6位是「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審查認定的受難者。總統說,這些塵封多年的書信非常重要,對受難者及家屬恐怕又是另一次的衝擊,他要代表政府再次對政治受難者及家屬,表達最深沉的歉意。
總統表示,會發生二二八事件是因為當時的台灣不民主、政府貪污腐敗,因此,建立一個清廉及保障人權的政府是他參與政治活動以來堅持的信念;他擔任總統後,不僅重視人權教育,更於總統府成立「人權諮詢委員會」,目的係希望將台灣的人權保障提升至國際標準,而「人權治國」一定是政府未來的重要政策。
總統並以銘記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一段發人深省的文字與國人共勉:「歷史曾經幽暗難明,恐懼亦曾深深籠罩,但民主為光源,照進塵封的檔案,揭露真相,銘刻歷史」,期盼國人攜手同心、相互扶持,透過我們這一代的努力,昇華二二八事件的價值,讓上一代的損失,轉型為下一代的資產。
今天的「二二八事件65週年中樞紀念儀式」,行政院長陳?、內政部長李鴻源、教育部長蔣偉寧、行政院文建會主委龍應台及台北市長郝龍斌等均出席是項典禮。稍早,總統至「二二八和平公園」內的福德宮祈福參拜,祈求保佑台灣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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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公喟嘆:賢昆仲;兄為國瑜,弟即國亮,皆國之楝樑也。「國瑜願為令狐沖而無憾。」「國亮願張無忌而無怨。」「令狐沖、張無忌皆武俠中人;汝二人俠義有情;當之無愧。」馬英九錯在那裡?二二八事件是饑荒之資源分配問題?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以後,採取全面性的統制經濟。影響層面最大的,是緊接而來的米荒與饑荒問題。1945年11月27日,長官公署為實施糧食配給制度,組織二十餘隊「糧食勸徵隊」到全臺灣各地徵糧,《人民導報》於1947年2月22日第3版報導:「饑民僵斃路上,令人慘不忍睹」,這種「路有凍死骨」的慘況普遍發生在整個臺灣。解放戰爭後期,兵荒馬亂,大陸各省份軍民移入台灣人數難以有效統計,各方統計眾說紛紜,從最少的50萬到最多300萬都有。柯遠芬先生口述回憶:在日本投降後沒幾天,層峰發表陳儀當台灣行政長官,他就打電話找我去當參謀長,我說我能力不夠,然陳長官卻給予肯定。當時,我擔任蔣委員長侍從室參謀,蔣公於三天後召見我,諭示陳儀保我到台灣當參謀長,相信我足以勝任,鼓勵我去履任。就這樣我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來到台灣;主要任務是警備總部參謀長。並指示經費開銷五萬元以下及中校以下人事任免委由我處理,至於政策的決定則全由陳儀作主。接收時,各政府機關都由警備總部特務團派衛兵守衛,惟獨長官公署陳儀認為不必要(僅有穿便服者);不僅如此,位於今總統府對面的賓館他也不住,另選於台電公司日籍董事長的舊居(二二八事件後始遷至延平南路)。國民政府蔣主席對於我在台灣處理二二八事件的經過相當清楚,除於三月十三日致電陳儀令其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命論罪外,我回南京後,蔣公特別再派我到東北當視察組長時召見我,並在東北淪陷後派三次飛機來接我,對我備極關懷。
1945 11 23 1945年。國府公署農林處制定『台灣省食糧徵購調整委員會組織辦法』。
1945 11 26 1945年。陳儀政府成立台灣經濟委員會,陳儀自己兼任主任委員。
1945 11 27 1945年。國府陳儀政府派了二十多個『糧食勸徵隊』,分赴台灣各地徵糧。
1945 12 3 1945年。因台北市食糧不足,國府行政長官公署開始實施米配給。設立『台灣省食糧徵購調整委員會』,派了二十多個『糧食勸徵隊』,分赴台灣各地強迫徵糧。台灣警備總部司令柯遠芬更下令,以嚴厲的手段維持反囤積的法令,要求警察強制進入民宅搜查。林挺生的大同公司當年發行的內部刊物,曾經如此描述台北當時的情景:『市內都是天天失業的人群,以及無法脫離貧窮的泥沼,過著牛馬一般的生活,一天不做工第二天就會餓死....。街上充斥著東張西望找機會賺錢的神經質官員、銀行家、商人。要是不多此一舉傳入各種文物,生活雖然原始,卻較和平,像人樣而且寧靜。』二二八…殺人魔(柯遠芬)觀點……大陸撤退來台軍人約二百萬?(有少許家眷)(歐戰大撤退約三十萬?)到岸離船都是有槍無糧?如何令軍隊嚴守軍紀不外出殺戮搶糧存活是警備司令的責任…其時日軍己成強弩之末彈盡援絕(台灣有自殺零式戰機…油料有去無回?供參)顯見台灣約四百萬人口己窮困…可用資源欠缺(隱存少數人手中)……從大數据言……二二八是資源重分配的過程…少數個案執法缺憾…必然存在…後代子孫不可辯解…否則對不起受害人…但能保台灣六百萬軍民能勉強存活…也算盡忠職守(所以亦為長官了解未予處分)……柯p為受害家屬能放下共伯父?個案冤屈仇恨…或許因此同心同理……供參……以上…為友人(柯遠芬親友)告知……不願如白先勇出而尋求翻案…歷史傷痛不可忘但可互相諒解……供參……馬英九錯在那裡?馬英九錯在那裡?二二八事件是饑荒之資源分配問題?馬英九表示,會發生二二八事件是因為當時的台灣不民主、政府貪污腐敗,疑未了解二二八事件是饑荒之資源分配問題?國民黨當年是掌握行政與立法、完全執政的大黨,馬英九同時兼任國民黨主席,馬英九錯在那裡?馬英九未了解二二八事件是饑荒之資源分配問題?先向國人道歉。是有識之士應該深入思考的課題。記得回歸事實,理性思考?對於全台捲起「韓流」,貨出的去;才是正道。謀定而後動?……天意難測!天意難測!…
且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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