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認同與國家安全(中)

國家認同與國家安全的關係

根據傳統現實主義以國家為中心的思維，國家就是安全的主體，因此，安全的目標就是要如何確保國家安全，以對抗外來的威脅；在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的狀態下，國家想要尋求自保，就必須仰賴軍事力量。在這樣的架構下，安全的程度是以國家之間的相對軍事力量來衡量的。我們可以將這種構思整理為圖1(略)。

Jepperson 等人 (1996: 52-53) 從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著手，認為上述現實主義的架構過於簡約，因此在威脅、以及安全之間帶入了兩個「社會因素」：國家認同、以及規範／文化。他們主張，一個事件是否構成威脅，一定要先經過認知上的定義，才能決定國家的利益何在、以及安全上的考量為何，如此一來，進一步採取的安全政策、及行動才有意義。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以為認同與文化是相互建構的，也就是說，除了國家認同會影響規範／文化，文化也會決定認同的塑造。我們可以將他們的概念架構整理為圖2(略)。　

Wendt (1994) 與 Campbell (1998) 採取類似的認知觀點，同意國家安全決定於集體認同，尤其是在國家內部的成員對國家認同有不同的認知之際。不過，相較於前者，他們觀察的重點是在認同，而不在於規範、或文化。根據Katzenstein (1996: 19-22) 的詮釋，規範及文化其實只能算是安全政策的脈絡，可見，Jepperson 等人 (1996) 真正引入的獨立變數是認同，因此我們將圖2修正為圖3(略)。　

McSweeny (1999: 214) 同樣地對於盛行一時的結構性現實主義提出挑戰，認為行為者 (agent) 雖然可能受限於歷史、無知、或是國際權力結構（不管是軍事、還是經濟），然而，我們即使沒有能力改變基本結構，但至少還有選擇接受、或是拒絕的機會。不過，他又認為Wendt (1994) 與 Campbell (1998) 太過於誇大認知的解釋效力（不管是認同、還是文化因素），因此主張應該還要帶入國家的利益考量（頁135）。相對地，對他來說 (頁167-72、195)，新功能主義 (neo-functionalism) 雖然提及利益的考量會影響我們如何選擇認同，然而，這畢竟只是機會而已，並不是大家都會接受「誘惑性的陷阱」。總而言之，他覺得認知途徑、及以新功能主義為出發點的利益途徑雖然企圖超越現實主義，然而卻都過於極端，因此採取折衷式的觀點，主張認同與利益相互建構、進而決定安全的認知 (頁132)，也就是「安全決定於我們如何選擇自己的認同、以及利益」(頁214)。我們將它們的關係繪為圖4(略)。　

我們同意McSweeny (1999: 398) 的觀點：認同是利益、以及安全的基礎。不過，對於利益如何反過來影響認同的選擇，則有相當的保留，畢竟，北愛爾蘭、及歐盟的因果的圖像，並不一定放諸四海皆準。我們以為，利益的選擇頂多是認同與安全之間的中介變數，只有促進、或舒緩兩者的關係，並非獨立變數。我們繪圖如圖5(略)。

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

即使我們暫且將來自外部的安全威脅放到一邊，內部的國家安全威脅主要來自不確定的集體認同，也就是當國內無法達成起碼的整合之際，成員會問：要捍衛誰的安全？這是誰的國家？甚至於，哪一個國家？換句話說，要先決定國家認同，才能決定國家安全。譬如說，認為台灣應該與中國結合的人，並不會認為中國併吞台灣有甚麼錯。

一般人會以為，國家的存在是為了要保障認同，彷彿認同是至高無上的。然而，如前所言，國家認同雖然會受到外在力量所限制（壓制、或誘惑），卻絕對不是預先能決定的，而必須由國家內部去辯論來尋求共識，尤其是在多元族群的台灣。眾所週知，在過去十年來，族群認同與國家／民族認同有相當程度的聚合，進而左右著對國家定位的傾向。具體而言，本省人會傾向於自認為是台灣人，並且對政治、或經濟統合採取較保留的立場；相對的，外省人對於中國人的認同比較可以不加思索地接受，對於中國比較有感情上的眷念、甚至於接受某種形式的結合。

其實，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的關係是雙向的，也就是說，國家認同也會反過來強化族群認同。譬如說，中國牌可以被援引來保衛族群的集體認同、以及談判權力分配的籌碼，卻不一定代表整個族群急欲與中國結合，甚至於主張統一的政治菁英亦然。同樣地，某些本省籍族群政治人物可以輕易地指控對方為吳三桂、施琅，特別是選舉時刻，卻不必然表示他們為台獨運動的真實信徒；在過去，他們即使沒有社會主義或統一的思想，卻很容易被荒謬地打為「三合一」的內部敵人，現在，更容易將外省籍的政治對手戴上統派的帽子。

就是因為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高度相關，不管是掌有國家機器、或是在野的族群菁英，往往為了一己的政治利益，很難抵抗把國家認同當作工具的誘惑，不惜以國家安全的藉口來鞏固政權、或是進行奪權。我們如果把相同的政治運作轉移到國際場景，要是政治人物把國家認同為商品，當然就不排除視對方的出價來決定要如何來重新定義認同。我們當然不能假設族群菁英與群眾的目標都是不一致的；很可惜，人們很難分辨認同論述者為自私的政治「尋租者」、還是無私的「道德企業家」。

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族群衝突勢必會挑戰到政府的正當性，使台灣民主鞏固的任務倍加艱難；從經濟發展來著眼，政局不穩一定會使外資、或旅遊卻步；從外交拓展作考量，如果台灣予人歧視少數族群的負面印象，國際社會很難伸出援手；從國家安全的顧慮來看，內爭恰好給俟隙的外敵介入的機會，侵犯國家主權。如果衡量西太平洋的區域安全，台灣的動亂不可避免將威脅國際秩序。

如前所言，國家認同不免受到外來因素而加緊凝聚、或造成分歧。特別是對於準國家而言，國家主權的挑戰、或是國家安全的威脅，往往來自外部，而非百姓。對於中國來說，台灣的分離是帝國主義者的陰謀，故意要分裂中國、使中國積弱不振；因此，中國否定台灣住民有自決權、否定台灣有國家主權。在這樣的認知下，為了要達成政治統一，一方面以血濃於水動之以情、施加經濟利益的誘惑，另一方面又以軍事威脅來強制安排「一國兩制」。

原本，不論是個人、還是集體認同，都可以根據情境的變動來調整，然而，一旦認同被本質化以後，認同的凍結將被等同於群體存活的指標，那就很難找出妥協的空間。根據「多元文化主義」的精神，一個人可以同時有多重認同，尤其是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為上下位階，應該是可以相互包容，只要前者不是根據多數／支配族群的意願來定義、而且後者的特色保證不被打壓。然而，當族群認同是建立在特定國家認同/定位之際，勢必有兩種（或以上）國家認同，譬如追求獨立的魁北克人認同與加拿大國家認同（聯邦）是相互排斥的。

同樣的，如果外省族群認為當中國人就是其族群認同最重要的基礎、不可動搖，誓言要國家保障其獨特的集體認同，即使中國沒有運用政經誘因來推波助瀾，我們也必須審慎考察，而非一味加以譴責，畢竟，國家認同、政治立場、或是意識型態沒有對錯，只有選擇的過程是否合理。如果我們同意，過去動員戡亂時期對異議思想的打壓，是違反民主原則的話，當然，現在就不應該重蹈覆轍。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