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知識的輕蔑、信口開河，那是傲慢及褻瀆，即使有政治學博士學位

制憲的時機：根據Elkins等人，在1789-2005年間，世界上有過200多個國家、總共制訂935部憲法；從1990年代以來，已經有將近120部新憲（見下圖：十八世紀以來的制憲）。Elster觀察到，現代的制憲運動已經有七波：（一）十八世紀末的美洲國家、法國、及波蘭；（二）1848年革命風潮後的日耳曼、及義大利超過15個邦，先後有革命、及反革命憲法；（三）一次大戰後波蘭復國、捷克建國、及德國戰敗；（四）同盟國在二次大戰後指導戰敗的日本、德國、及義大利制憲；（五）在1940-50年代，英國、及法國殖民地的獨立建國；（六）在1970年代，葡萄牙、希臘、及西班牙民主化的新憲；以及（七）東、中歐共產國家民主化後制訂新憲。

Elster發現，除了美國的1787憲法與法國及波蘭1791憲法、及南歐國家在1970年代的新憲（希臘1975憲法、葡萄牙1976憲法、及西班牙1978憲法）看不出有先後影響的關係，其他的制憲運動明顯有群聚效應、或是連鎖反應：前者是指有共同的原因，譬如歐洲國家在兩次大戰後、及第三世界國家的去殖民；後者又分為示範效果 、及信念的提升 。

制憲的時機不外革命、君主國改制共和國、國家肇建、政權轉移 、及國家經歷危機之後。根據Elster，制訂憲法的時機通常是在國家面對重大挑戰之際，包括社會經濟危機（美國1787憲法、法國1791憲法）、革命（法國1830憲章、法國及德國的1848憲法）、政權垮台（1970年代中的南歐、1990年代初的東歐）、擔心政府垮台（波蘭1791憲法、法國1958憲法）、戰敗（德國在兩次大戰後、日本及義大利在二次大戰後）、戰後重建（法國1946憲法）、復國或建國（波蘭及捷克在一次大戰）、及殖民地解放獨立（美國、及二次大戰後的諸多第三世界國家）。

Lerner指出，不管是新的國家出現、還是既有的國家經歷重大政治變革，沒有制訂新憲是不可思議的。在革命之後，人民作為主權擁有者有權取消原本的契約關係，制憲意味著擺脫舊有體制的束縛、透過新憲來重新建構自己；在開國之後，新憲除了有國家建構的功能 ，也就是國家機器的打造、人民權力的保障，同時也是對於世人的自我宣示，這是一個嶄新的民族國家，因此，制憲又有民族塑造的意義，而新憲象徵著這個國家的主權。

然而，在拉丁美洲國家（1978-94）、及東歐國家（1989-95）的民主化，有三分之一並未重訂新憲；相對地，即使是民主國家，如果現有的憲法功能不彰，在老百姓的壓力下，政治人物便有制憲的誘因，譬如法國面對阿爾及利亞危機，1958年憲法是用來取代政府失能的1946年憲法；有時候，在政治版圖巨變之後，主政者可能無法透過國會修憲、或出於黨派利益考量立意著手巨幅制度改造，就必須找理由從事制憲，譬如阿根廷總統裴隆在1949年制憲取代1853年憲法，其實是為了鞏固權力，而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在1993年透過公投通過新憲，也是藉口憲政危機擴增權力。

全文「憲法制訂與憲政改革的探討」見 http://faculty.ndhu.edu.tw/~cfs…/journal-articles/201909.pdf